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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茶你们喝不了的,只有我能受得住。”9月16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人民法院太平人民法庭,法官谢宝林指着他办公桌旁边的简易杂物架说道。
顺着他的指尖望去,两层的架子上,整整齐齐放着透明的空储物罐,有炒薏苡仁、赤小豆、菊花、冬瓜皮干、桑叶干、石崖茶等等,架子的最里侧,还塞着两大袋苦瓜干。他一样一样数过去,说这些都是寒凉之物,平时喝着降降火气,一般人喝受不住。话音未落,他在办公桌的另一边取一只水壶,为记者泡上了一壶六堡茶。
这位爱喝凉茶的中年法官有个外号——“挂红大叔”。“挂红”是太平法庭辖区乡间流传已久的和解习俗:争执双方,一方递上红包,不论三、五元或三、五百,对方愿意收纳,即意味着这场纷争就可以息争止纷、握手言和。谢宝林是本地人,爱用这个“土办法”,也用出了名堂,来找他的人也越来越多。当地的群众一进法庭大门就说:“我就要找谢宝林,跟他说得通。”
法槌沾泥土:小案牵系百姓心结

谢宝林到当事人家中巡回开庭调解案件。
谢宝林说,他曾办理的一起案件,双方当事人拍桌子争吵的画面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也让他再次意识到,在人民法庭工作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
“法官,我都和他沟通很多次了,他这个态度摆明就是不交货了。”2025年年末,黄某委托家住太平镇的吴某将一批货物从玉林市运至贵港市,到了目的地却因卸货距离和费用产生了嫌隙。吴某一气之下把货运回家里存放,拒不交付。黄某诉至太平法庭,要求吴某支付货物费用7110元及第三方违约金5000元。
案子事实清晰、焦点明确,本着“损失最小化”,谢宝林一次次组织调解,可双方各执一词。开庭当天,他再次组织现场调解,谁知双方相互指责、情绪升级,吴某当场提起反诉,要求黄某支付运费、押车损失费、仓储费等共计7860元。
双方都在气头上,面对面硬碰硬肯定不行。谢宝林改用背对背调解。对吴某,他掰着指头算账。
“不论什么原因把货运回住所地不好,这批货属可分物,价值7100多元,远大于黄某应付的运费。” 谢宝林说,“你主张的押车费、仓储费,很可能因‘超范围留置’,反过来要赔偿对方损失,无论如何不能私自扣着当‘人质’”。
接着他又趁热打铁,对黄某进行劝说,讲述中华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以礼化怨的千古传承。在合作中,双方更应秉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理念,争取把各自的损失降到最低,引导双方心平气和解决问题,各退一步。
几轮下来,坚冰松动。黄某放弃5000元赔偿请求,承诺限期自行运走货物;吴某同意返还货物、放弃反诉。可到最后,吴某又撂下一句:总得让他“意思意思”,不然面子上挂不住。
谢宝林灵机一动,顺势提议,按本地老礼数,让黄某给个“挂红利是”,讨个好彩头。黄某想了想,把已预交的53元案件受理费当作红包,红纸一包,递到吴某手上。双方签下调解协议,冰释前嫌、握手言和。
人民法庭处在司法的最前沿,办的案子大多不大:一堵墙、一条水沟、几棵树的归属,标的额常常不过几千元。可案子小,落到当事人头上就是天大的事。
“很多人一辈子可能就进这一次法院的门,你怎么办这个案子,他就怎么看法治。” 谢宝林说。
他出生在藤县北部的濛江镇,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哪块林地该由谁耕、哪条水沟该往哪流、邻里红了脸该请谁出面说和——这些乡间规矩,他从小看到大,早就记在了心里。后来入了额,办乡土案子,他常常不用翻材料就能判断出,当事人那句硬邦邦的“我不服”,心里压着的是钱、是地,还是一口气?
“挂红”就是他最顺手的调解法。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是从小在村里看长辈们“了事”看来的。
“挂红” 藏巧思:乡俗为梯法律为底

谢宝林到争议林地现场勘察并核对四至范围。
谢宝林大学读的专业是信息与计算科学。进入藤县法院后,他长期在办公室技术科工作。那些年,他和网线、服务器打交道,与法条、卷宗隔着一层膜。
他曾自嘲,这辈子就这样拉拉网线又过去了。
转变发生在2021年。那一年,疫情严峻,居家办公期间他啃下了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直接拿下A证。2022年4月,他撕下“技术科”的旧标签,走进了执行局,成为一名法官助理。
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块硬骨头。藤县辖区15个镇2个乡,总人口约110万,案多人少是常态。四年间,他跟着案子跑遍了辖区的山乡村屯,也把本地的那套人情事理看了个透。
2026年2月,他正式入额办案,成为太平法庭的一名法官。在他的电脑里,有一个命名为《2026年案件》的文件夹,每一类的案由都分门别类:保全裁定、不当得利、林地纠纷……点开任意一个,里面码着这一类案子的裁判要点、调解笔录和常用法条。
“分得细一点,办起来就快一点。”他说。
“土办法”的另一面,是细功夫。另一起案子,他把法庭搬到了山上。
原告与被告是同村同族兄弟。2022年,被告在原告林权证划定范围内清理林地、栽种桉树,双方生隙。村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多次调解未果。2026年5月,原告诉至太平法庭,要求赔偿林木损失、支付土地租金并移除桉树。
被告一口咬定地是自己的,调解再陷僵局。靠卷宗、靠电话打不通这道心墙,谢宝林决定上山实地勘验。
他带着卷宗踩进林地,一棵棵清点树根,一寸寸核对四至边界。原告诉请的林木损失与现场实情存在出入;而被告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栽下桉树后无力管护,早已萌生放弃这块地权益的想法。
事实厘清了,心结还在。他不着急裁判,而是分头做工作:一边引本地流传千年的“和融礼让”内核,讲村里世代传下的那句“邻里相让、守望相助,以礼化怨、以和止争”
“你们本是同族宗亲,何苦为一块林地让亲情走向陌路?”一边逐条释法,引导双方换位思考。
火候到了,他顺势又启用“挂红”习俗:原告放弃林木损失和租金诉求,被告不再主张案涉林地权利,地上附着物交由原告处置;为表歉意,被告当场支付100元现金作为“挂红”红包。在村干部和族老的见证下,两位年过半百的堂兄弟签下协议,多年纷争就此了结。
“挂红大叔”的接地气,同事们感受得更直接。
“宝哥很有生活经验,情商也高,乐于助人。”法庭的年轻法官王丽萍说。
王丽萍手上曾有一件林地纠纷案,调解好几次都不成功,她也一筹莫展。谢宝林见状,动员她再去一次现场勘察。到了林地,谢宝林蹲下身,扒开一截埋在泥里的树桩端详片刻,抬头就说:“这些树根本就不是桉树的树根,桉树树根的纹理不是这样的。”
顺着这个疑点往下核,案件焦点马上解开——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与林地实情对不上。此前几轮谈不拢,正是因为双方一直在为一个林地被砍伐的树木数量争论不休。
“书本上可没有这一课。”王丽萍事后感慨,宝哥那一眼,靠的不是记法条,是经验。
经验变机制:一人善治到群策解纷

谢宝林到辖区村镇现场调解山林纠纷。
一个人的本事,终究要长成一群人的方法。
“我们近几年都实行轮岗制度,把年轻法官放到各法庭,沾一沾‘土气’,办案没有‘土气’不行的。”藤县法院副院长范天全说,“像谢宝林同志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典型,他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自己边刻苦钻研边办案,再加上身上的‘土气’,他办的案子我们放心,当事人顺心。”
这句话,恰恰点出了谢宝林这群法官的价值所在。所谓“土气”,是懂得乡土的规矩,会说百姓的话,能在法言法语与家长里短之间自由切换——它不是天生的,是走出来的、泡出来的、在田间地头和林地山场里一点点磨出来的。
2025年末,谢宝林曾写过一篇相邻权纠纷的案例宣传,他援引“六尺巷”典故成功化解了一起堂兄弟间的宅基地相邻纠纷,多年积怨一朝化解。
这篇案例,后来在广西2026年“新春第一会”上获得自治区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
一个典故能了结一场官司,靠的不是巧合。这也是谢宝林到太平法庭任法官后一直在研究推进的调解法——“找典说法”。找中华典故,找乡土故典,找村规民约里的老道理,按邻里和睦、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孝老爱亲、勤劳友善等五大主题模块分类,形成专属的乡土调解素材库;办理乡土纠纷时,法官善用“六尺巷”“将相和”等历史典故,结合醒狮、牛歌戏、挂红等本土民俗开展调解工作。当地人听得懂、肯坐下、愿换位思考。
“在我的办案逻辑里,典故是引子,乡俗是梯子,法律才是底子——情绪先落地,道理再进门,裁判最后兜底。”谢宝林说。
其实他每一次“挂红”,都建立在事实查清、法律释明之后才开始的。“比如林地纠纷,你要先上山数清树根,看明白木头的纹路,才知道砍伐的树种,最后才算得清砍伐树木与运费的账,让理亏的那一方愿意掏那个红包。”他道出了“挂红”的秘密,说到底就是要把工作做到位,把道理说得清,把法理摆在中间。
今年2月正式入额办案以来,谢宝林办理各类案件135件,其中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86件,调撤率63.7%。全院总结提炼“找典说法”解纷机制,成功化解各类乡土纠纷200余起,相关经验做法得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改革办、自治区高院的推广肯定。
数字的背后,是一次次上山下乡的脚步,是一场场“背对背”的耐心,也是一个红包里包着的那份乡情。
采访结束时,谢宝林桌角那排空罐子还立在原处,他说原料到了,明天就装满。
从机房到法庭,从“六尺巷”典故到“挂红”利是民俗,这个农家出身的法官,把自己变成了乡亲们熟悉的那个“挂红大叔”。
他说不清这个方法管不管用一辈子,但他记得,每一次红包递出去、被接住时,当事人紧绷了许久的肩膀,终于松懈下来。
壶里的六堡茶还在冒热气。他给我们续上一杯,又转身翻开了下一本案卷。(作者:费文彬 桂西 覃杰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