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如水，安澜有道

　　——四川法院运用“都江堰工作法”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系列报道（上篇）

　　岷江汤汤，润养天府千年。

　　位于四川境内的都江堰，凭“四六分水、二八排沙”的治水智慧，让岷江水得以分流减势、排沙清源，终成岁岁安澜、滋养万家的富民活水。

　　时代的浪潮奔涌不息，社会发展中涌现出的矛盾纠纷，恰如奔流不息的江水。就业、住房、医疗、金融等领域纠纷集中增长，无一不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直接影响着群众的幸福与安稳。

　　人民法院收案数不断上升，如何跳出“案随事增、案增人疲”的治理怪圈？怎样让海量纠纷有序疏导、平稳化解、止于萌芽？

　　2025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友好交流时指出：“每次来到都江堰都能感受到先人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天人合一、治水利民的伟大，从中汲取到治国理政的智慧。”

　　四川法院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将治水之道与治国之道紧密相连的治理启示，锚定基层治理痛点，汲取都江堰治水之道中蕴含的治理智慧，探索出“都江堰工作法”，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内抓分类治理，外推综治融合,在巴蜀大地书写良法善治新答卷。

　　数据观潮——

　　诉讼增量背后的治理困局与时代之问

　　司法数据，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也是基层治理的放大镜。审判数据背后，是时代发展对司法工作提出的新考题，也是矛盾纠纷在基层治理中的集中体现。

　　数据显示，2025年，四川全省法院一审新收案件总量增长20.54%，其中纳入类型化纠纷治理的民商事、行政条线一审收案总量分别增长25.98%、24.77%，分别占民商事和行政条线一审收案总量的71.29%、52.29%。

　　“表面看是案件总量上涨，实则是结构性扎堆。七成以上增量，都来自特定的几类纠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管办副主任欧贝在接受采访时直言。

　　高频类型化纠纷，已成为影响诉讼总量的关键变量。

　　“要改变唯指标、唯数据的观念，不能把‘体检表’当‘成绩单’。”欧贝介绍，过去看办案数据，看案件总量和增速；现在看治理成效，重视案件类型结构，深挖矛盾纠纷成因。

　　向内看，理念需革新。

　　法院处于化解矛盾纠纷的最末端，如果被动审理，法官就会身陷收案结案的循环。看似人均办案量逐年提高，办案效率有所提升，实则疲于应付。同类纠纷反复滋生，法院陷入“个案化解、类案又生”“办案多、增量不减”的恶性循环。

　　向外看，协同需深化。

　　当前，四川省187个基层法院已实现入驻综治中心。但实践中，仍存在诉调衔接不顺畅、指导调解不够、综治中心吸附能力不强、所涉纠纷主管部门责任没有压实、专业化调解能力不足等现实困难。纠纷遭遇“分不出去、解决不了、纠纷回流”的困境。

　　潮起势变，考题已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不能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管一摊、相互掣肘，而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

　　如何破局？四川高院党组指出，抓住类型化纠纷综合治理，就是抓住问题的关键。

　　要把有限的司法资源用在矛盾集中多发的领域。深化类型化纠纷综合治理，就是从源头减少诉讼增量的关键所在，是破解人案结构性矛盾的治本之策。

　　矛盾既是问题，其中也蕴藏着答案。为答好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时代之问，四川法院不断探索着。

　　顺势而治——

　　跳出审判思维，以治水智慧重塑治理理念

　　千年都江堰，治水之精髓，在于因地制宜、顺势而为。

　　鱼嘴分水，飞沙堰排沙，宝瓶口控流。不堵、不滞，顺其势、疏其淤、定其序，终得江水安澜、永续滋养。

　　治讼如治水。

　　“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就要告别被动办案。”四川高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志君明确阐释这套治理逻辑，治水讲究因势利导，司法治理亦是如此。不能再一案一堵、案后补救，必须找准化解纠纷的“宝瓶口”，用司法数据预判“水情”、用分类疏导分流减压、用闭环机制清源固本。

　　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是法治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涉及司法、行政、社会等方方面面，绝非一家之力能够完成。

　　在新的考题面前，法院作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如何重新定位自身？如何厘清该干什么、该在哪里发力？

　　善治先聚力，固本方行远。

　　四川高院主动融入党委领导的社会治理格局，联合行业主管部门建立联动调处机制，积极构建多部门联动、多层次发力、全社会参与的共治格局。

　　2026年5月，四川高院分析近三年纳入类型化纠纷综合治理的15类重点民商事纠纷司法数据，主动向省委政法委专题汇报。数据精准描摹纠纷高发区域、争议焦点、成因短板与行业风险，覆盖房屋纠纷、买卖合同、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等领域。

　　针对10类有明确主管部门的重点行业纠纷，四川法院积极推动将治理效果纳入平安四川建设考核范围，通过压实案件增量大的行政主管部门主体责任，真正凝聚起各部门解纷合力，全面提升矛盾纠纷前端化解力度。

　　在党委领导下，四川法院促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形成“引导、分流、化解”机制，推进形成“综治中心一站式受理、全量登记，按纠纷类型匹配非诉渠道递次过滤，诉讼最后一道防线”的分层递进式格局。

　　矛盾纠纷流经的第一道关口，便是综治中心。

　　2026年8月18日早晨8点半，宜宾市翠屏区综治中心的玻璃大门准时打开。大厅里，法院、检察、公安、人社等8个部门的常驻窗口一字排开，导诉台工作人员迎接着前来办事的当事人。

　　有人攥着一叠欠薪条子进来，有人揣着材料犹豫该不该打官司——他们未必说得清“多元解纷”四个字，但都知道：进了这扇门，麻烦有人管。

　　2026年1至6月，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引导至综治中心化解矛盾纠纷10.05万件，立案后委托综治中心先行调解2.58万件，调解成功1.18万件。

　　在综治中心未能解决的矛盾纠纷，将进入第二层分流。

　　“分流是为了更大程度地发挥调解力量，引入专业力量，参与疑难纠纷化解，实现各尽其责，同向发力。”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欧阳丹东说道。

　　眉山市东坡区调解中心内，一块电子显示屏分布着十几类纠纷。东坡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李艳介绍，调解中心一直在探索如何通过机制创新激发前端活力。

　　“我们将12368热线投诉量较大的纠纷主动推入纠纷池，案件信息、补助标准实时推送至专业调解群组，调解员通过‘智调助手’小程序‘抢单’认领，综合组兜底。”李艳笑着说，“每天下午5点放号后，几分钟就会被抢光。”此外，调解中心还根据纠纷解决难易程度设定不同档位的调解费。

　　眉山市劳动人事争议多元联合调解中心则是将劳动争议纠纷分流专门办理，群众来到调解中心，仲裁、调解、审判一条线，人社局、法院等各部门联动，及时化解欠薪等群体性纠纷。2026年以来，该中心累计受理案件220件，涉及劳动者282人，成功调解147件，涉及金额444.48万元，协议自动履行率99%，平均调解周期8天。

　　化解矛盾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不止于审判。

　　“法院通过推送类型化纠纷，综治中心按类案调配力量调解，调解不成的再回流到诉讼环节。”四川高院立案三庭庭长谢黎明向记者介绍，四川法院不断完善“示范性诉讼+批量化调解”机制，进入诉讼后，再推动同类案件依托示范结果集中调解、高效处理，并向综治中心延伸。

　　至此，矛盾纠纷化解形成闭环。

　　“四川法院创新的‘都江堰工作法’，顺势疏导、分类治理、闭环落地，改变了过去‘大水漫灌’的粗放解纷模式，让综治中心从‘有形覆盖’迈向‘有效运转’，也让各方凝聚合力，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工作中。”宜宾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晓卫评价道。

　　溯源增效——

　　改革成效落地，基层善治焕发生机

　　变革，最终体现在基层解纷的具体成效上。

　　2026年1至7月，四川高院选取20余类批量多发、要素相近、治理规则明确的类型化纠纷纳入治理范围，实现15类重点民商事纠纷收案回落，逆势下降0.17%，较2025年减少26.08个百分点。

　　数据回落的背后，是四川法院从审判思维到治理思维的理念变化，是被动应对案件增量到主动加强源头治理的实践变革。

　　精准识别，解决“治什么”；搭建机制，解决“靠什么”；用好平台，解决“谁来治”——

　　四川法院将实践经验总结为可推广机制，制定《四川高院关于建立类型化纠纷综合治理和差异化评价机制的办法（试行）》，明确治理范围、责任分工，压实各级法院业务条线“审理+治理”双重责任。

　　为解决物业纠纷数量激增的问题，四川法院直击实践中物业服务“质价不符”痛点，在各地开展试点探索。

　　2026年4月，四川高院联合省检察院、公安厅、住建厅等部门召开全省物业纠纷多元化解工作首次联席会商会，会签《关于建立健全物业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工作意见》。截至7月底，推动涉物业纠纷案件数量同比下降18.58%，较全国增幅低29.19个百分点。

　　劳动争议涉及群众的生存问题，守“薪”，也是守“心”。

　　四川高院会同人社等部门印发《四川省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解工作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协商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不断完善劳动人事争议协商调解机制，保障群众劳动权益，守护劳动者背后的万家灯火。

　　近半年过去，增量、增幅排名靠前的20余类类型化纠纷经过综合治理，数量均显著下降。

　　截至2026年7月底，全省物业服务合同、房屋买卖合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收案分别同比下降18.58%、19.70%、7.16%、2.79%，类型化纠纷快速增长势头得到遏制。

　　治讼之道，贵在溯源；善治之效，重在长久。

　　2026年8月20日，成都市武侯区吉福社区里，法官田甜为社区的居民们讲述物业纠纷相关法律知识；隔壁调解室内，社区工作人员和特邀调解员拉孟，共同调解一起邻里漏水纠纷。

　　数百公里外的“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依靠着蓬勃的新兴产业蓄势待发。

　　宜宾三江中心法务区的墙上，张贴着健全联企优企机制的介绍。其中“智慧法务平台”网站及小程序，为入驻的940家企业、12所高校提供在线问法、问需清单、在线诉讼等功能服务，建成企业与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三江商事法庭沟通的“信息高速公路”。

　　治水，治的是江河安澜，更是人心归处。

　　四川法院以“都江堰工作法”疏解矛盾纠纷，让公平正义照进每一户人家。千千万万群众，不必再为一场纠纷辗转奔波，不必再为解决一次矛盾心力交瘁。

　　矛盾止于萌芽，纠纷化于未诉，生活归于安宁——千年治水智慧，正在巴蜀大地的基层治理中焕发新生。

　　而这，正是新时代“都江堰”最深沉的福泽。

　　牵住类型化纠纷综合治理这一“牛鼻子”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陈志君

　　图为陈志君参加2026年全国两会大法官访谈。

　　当前，案件总量大、定分止争难已成为影响司法公正、效率、效果最突出的制约因素。深入分析发现，矛盾纠纷类型化特征和趋势十分明显。从四川法院2025年一审收案看，排名靠前的15类民商事纠纷和4类行政争议，占相应收案总量71.29%、52.29%。类型化纠纷已成为影响诉讼总量的关键变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如何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结合四川的探索和实践，我认为，类型化纠纷综合治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牛鼻子”。

　　类型化纠纷往往是特定领域错综复杂的矛盾在司法领域的集中呈现，折射不同主体多元诉求，也对该领域社会治理提出新的挑战。人民法院作为党领导下的国家审判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应当通过依法履职厚植党的执政根基。面对社会治理的更重责任，法院必须从“审判思维”向“治理思维”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在都江堰调研时的重要论述，深刻启发我们要从治水智慧中汲取治理之道。四川法院积极推进类型化纠纷综合治理、探索差异化评价机制，取得阶段性成效。具体来讲，就是“引、分、调、疏”四个方面。“引”重在综合统领。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完善多部门联动、多层级发力、全社会参与的共治格局，实现治理资源在前端聚合、释放效能。“分”重在系统施策。把握矛盾纠纷特质，依托综治中心全量受理、精准分流，压实主管部门主体责任，调解不成及时导入诉讼，实现各归其道、各尽其责。“调”重在依法化解。推动人民法庭力量向前端倾斜，做实指导调解法定职能，广泛运用“示范性诉讼+批量化调解”机制，推动综治中心用好案例库，将示范裁判规则作为解纷参考依据，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纠纷化解。“疏”重在源头建制。完善跨部门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机制，数字赋能纠纷化解和治理。通过发送司法建议，及时堵塞行业监管漏洞。构建差异化评价体系，引导更加注重实质解纷、源头减量和长效机制建设。

　　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案件办理、审判管理和促推治理有机融合，持之以恒推进类型化纠纷综合治理，不断探索和实践“都江堰工作法”，促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　　来源

　　人民法院报·1版

　　记者

　　王珊珊 贺晴 余静 胡宇

　　通讯员

　　魏丹 陈彧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