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一家三口网络打赏消费超650万元，事后家长却刻意包装成“孩子偷偷乱花钱”，试图通过诉讼让平台全额退款。

　　虽然，法律对未成年人大额网络消费设有特殊保护规则，未经监护人同意的消费可依法退还。但是，想把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善意异化为逃避自身责任的“免责工具”，法律是绝不容许的。

　　17岁孩子声称

　　背着家长使用3个账号打赏

　　提起这起打赏纠纷，办案法官毛春联印象深刻——这是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涉案金额最高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案件。两年前，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法院起诉。她声称，自己使用母亲的几个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看直播，充值打赏了数百万元。

　　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成思源：原告称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使用三个涉案账号，向多名不同的主播打赏了共计310多万元的金额，原告的母亲对此是不知情的。

　　小丽的母亲认为，小丽还没有成年，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么大额的充值打赏行为，没有经过家长同意和事后追认，在法律上属于无效行为，因此被告平台应当全额退还这些充值打赏款。然而，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后，法官发现，事情似乎并非像原告方说的那样简单。

　　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联：我们给被告送达了本案的案件材料，被告也去平台上仔细核实了一下，发现这三个账号不是充值的310万，而是560万。

　　发函查证

　　意外发现第4个关联账号

　　为了核实相关账号的消费情况，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向被告平台发函进一步查证，结果显示，三个涉案账号之外，还有另一个账号也和小丽有关。

　　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成思源：经调查发现，有一个账号跟这三个涉案账号使用的设备是同一个，这就出现了第四个账号。第四个账号实名认证人是原告的父亲，而这个账号里充值打赏的金额也有90多万。

　　涉案金额攀升

　　疑点也愈发突显

　　4个涉案账号，涉案金额累计达到了650多万。数字攀升的同时，疑点也愈发突显：这些巨额打赏真的是小丽一个人完成的吗？对于家庭资金的巨大变化，家长毫不知情吗？

　　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您从来没有用平台观看过直播、进行过打赏，是吗？

　　小丽母亲：卖东西的我看过。

　　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您现在说的是看过直播，但是案涉的这些主播您都没有看过，也没有给他们进行过充值打赏是吗？

　　小丽母亲：没有。

　　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您女儿是怎么能够在她的手机上登录你的支付账号，然后进行消费充值？

　　小丽母亲：她之前说要买东西就登过我的。这个要看时间或者是怎么样，你叫我这样一下我也说不清楚，我如果能知道她怎么充值，我还至于之前都搞不清楚吗？

　　家长是否知情同意？

　　多重证据逐一验证

　　在未成年人大额打赏退款的纠纷案中，家长是否知情、同意是案件审理的核心。本案中，原告母亲坚称自己从未参与直播打赏，对于女儿的打赏行为也完全不知情。不过，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办案法官从涉案账号的消费记录、连麦语音、直播间评论等证据中抽丝剥茧，一一进行查证。

　　疑点一：所有的充值打赏都是小丽一人所为吗？家长是否参与其中？

　　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联：被告平台实际上会有消费限额，比如每日充值达成5万元之后，他们是需要启动身份验证的，根据被告这样的一个规则，调取了涉案的4个账号。

　　20多次刷脸解除限额

　　均为父母操作

　　原来，被告平台对大额消费有限额，当日充值打赏达到一定数额后，系统就会要求进行人脸识别验证。而法庭调查发现，涉案的4个账号为了解锁大额消费，先后进行了20多次人脸识别验证，操作人竟然都是小丽的父母。每一次刷脸，相当于都构成了对大额消费的“同意”与“配合”。

　　打赏时间遍布全天

　　与高中生作息不符

　　此外，涉案账号累计充值650多万元，打赏上万次，充值打赏时间涵盖全天各时间段，这与原告小丽作为高中生的学习生活作息明显不符。

　　更关键的是，被告平台提供的证据中，有涉案账号和网络主播连麦的语音片段，里面的声音并不是小丽，而是她的母亲。可见，小丽的母亲不仅参与直播打赏，还非常熟悉直播间的“网络用语”。

　　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成思源：从语音的听觉上，可以辨认这个声音是原告小丽妈妈的声音，不是原告本人的声音，而且能听出来原告妈妈非常熟悉直播间中的一些网络用语，比如她经常说完成每天的打赏任务，他们叫“做作业”，然后升级到主播粉丝团的最高级别，他们叫“毕业”，所以对这些网络用语原告的妈妈是非常熟悉的。

　　留言评论尽显成年人视角

　　为了进一步查明实际使用人，法院还调取了4个涉案账号在直播间里的数万条评论：其中大部分内容都与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

　　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成思源：评论有大量的都是和成年人的生活相关，比如她经常说我要上班了，我要开车回家，我要养儿子，我要养女儿，这些很成年人的语言风格的话。最令我们惊讶的一点是，其中有一个账号发布的评论里有这种内容，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一个未成年人的身份申请来造假。

　　父母全程深度参与其中

　　是主要操作人

　　法官解释，小丽的父母不仅主动“刷脸”解锁限额、参与连麦互动打赏、账号评论也满是成年人的生活轨迹，甚至还说“用未成年人身份造假申请退款”，这些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就是充值打赏并非小丽一人完成的，她的父母全程深度参与其中，是涉案账号的主要操作人和资金提供者。

　　疑点二：监护人对小丽的打赏行为是否知情、是否同意？

　　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联：仔细看账号评论是可能跟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相关的，比如会提到我在背单词，我要上学了，但非常异常的是，账号还紧接着说，我叫我爸来进行打赏，我没有钱了，我找我爸要。

　　家长已知情同意

　　不能再反悔要求退款

　　法官审理认为，原告父母曾20多次刷脸认证解除消费限制，且涉案账号还曾表示“向父亲要钱打赏”“叫父亲来打赏”等，说明原告充值打赏是惯常行为，而非自己偷拿手机后的偶然消费。监护人明知原告存在充值打赏行为，却不反对、不制止，甚至是主动协助，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已经构成对原告打赏的同意，相关网络服务合同有效，原告及其监护人事后不能再反悔要求平台退款。

　　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成思源：当然我们不排除其中有一部分是原告本人在使用，但是原告使用的这一小部分也是经过原告父母知情、同意且认可的。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宣判后，原被告均服判息诉，判决已生效。

　　诉讼期间

　　涉案账号又充值打赏16万余元

　　一家子打赏650多万，事后家长却试图借用未成年人身份申请退款。甚至在起诉平台要求退款时，其中一个涉案账号不仅没有停止打赏，反而又继续充值打赏了16万多元。这也充分说明家长并非真的是挽回“孩子误操作”的钱款，而是把诉讼当成了“止损”的工具，这一现象其实也折射出当下部分家长自身行为失范，且监护认知存在严重误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蔡睿：成年人自己打赏，但是他可能后悔了，然后主张是未成年人在打赏，希望把这个钱要回来，这是一种不诚信行为，在法律上肯定是一种否定性的评价。

　　利用虚假诉讼逃避责任

　　面临法律风险

　　专家指出，我国法律法规对未成年人网络消费行为确有保护性规定，不过，这样的保护不应成为家长逃避责任的挡箭牌。一方面，如果家长频繁利用“未成年人打赏退款”机制来逃避责任，平台会提高审核门槛以规避风险，导致真正需要维权的群体权益受损，同时也会对社会信任造成伤害；另一方面，试图“甩锅”的监护人还可能面临法律惩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蔡睿：在诉讼当中他可能会伪造一些证据，指使他的未成年子女在诉讼当中作伪证。这样的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它是属于妨害民事诉讼的一种行为，会受到相应惩处。比如会被处以罚款或者拘留。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涉嫌到违反刑法的规定，因为虚构一个事实，企图骗取法院作出一个错误判决，这个时候可能会涉嫌构成刑法的虚假诉讼罪。

　　专家表示，一方面，监护人要妥善保管支付账号、密码，定期查看银行流水，主动引导孩子树立健康的消费观；另一方面，更要以身作则，规范自身网络消费行为，不沉迷直播、不盲目大额打赏。家长自身守住理性消费的底线，才能为孩子营造健康的数字成长环境。

　　法治热评

　　这根本不是一起简单的“熊孩子乱花钱”纠纷，而是“一家三口共同打赏，事后父母将责任推给未成年人”的诉讼。法官最终驳回全部退款诉求，正是为了明确传递一个信号：未成年人的身份不是成年人逃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免责金牌”。

　　(总台央视记者 曾晓蕾 金轶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