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日报记者 张守坤

　　2026年1月发布的《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5年城镇犬猫数量已达1.26亿只，较2024年增长1.8%；单只犬年均消费3006元，单只猫年均消费2085元。

　　宠物在法律上是“物”，其市场价值是财产损失的基本参照；但宠物又是有温度的生命，承载着饲养人的时间投入与情感寄托，与普通动产有着本质区别。当涉宠侵权纠纷进入司法程序，这种“财产”与“情感”的双重属性，便成了一道裁判难题：完全按照市场价值赔偿，难以弥补当事人的情感创伤；突破财产损害赔偿边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又未必能获得法律的支持。

　　《法治日报》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司法实践中，裁判尺度并不统一——有的法院判决支持赔偿，比如广西南宁一宠物犬误食老鼠药离世，法院认定宠物对主人具有特定人身意义，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800元；有的法院则态度审慎，在河南焦作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中，法院向原告释明，精神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人身权益受损，宠物通常属于财产范畴。

　　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回应公众日益增长的宠物情感权益诉求？《法治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宠物友好与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童非，以及办理过多起涉宠纠纷的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坤。

　　请求赔偿有法可依

　　记者：宠物主精神损害的认定标准、损害判断和赔偿数额确定的依据是什么？

　　李坤：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认定精神损害应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侵权方须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非一般过失；第二，案涉宠物已具备“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属性；第三，宠物的伤亡给主人造成了较严重的精神伤害，而非一般的伤心难过。

　　关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通常要求饲养时间长、形成稳定情感依赖。如属于独居老人、单身人士的唯一情感寄托，或属于抑郁症患者等群体的抚慰宠物，更容易被认定。关于严重精神损害的判断，主要结合医疗就诊记录、心理评估、持续治疗等直接证据，以及长期相伴、喂养互动的照片、视频等辅助证据。

　　高童非：即使宠物已具有人身意义，也不意味着所有悲伤、遗憾或者情绪波动都构成法律上的严重精神损害。法院仍须综合侵害方式、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宠物与主人的关系强度以及精神损害的外化事实等方面进行判断。

　　具体而言，一要考察侵害方式。投毒、虐杀、残忍处置尸体、恶意隐瞒死亡原因等行为，通常比一般事故具有更强的精神冲击。二要考察过错程度。民法典明确要求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对宠物医院、寄养机构、托运机构等专业服务提供者，应结合其专业注意义务判断是否构成重大过失。三要考察精神痛苦是否外化。不能完全依靠主观陈述，而应通过就医记录、心理咨询记录、工作和生活明显失序、报警记录、证人证言、纪念安排等证据加以证明。

　　赔偿数额应综合以下因素确定：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侵害行为的方式和情节，宠物伤亡后果，宠物与主人的关系强度，精神损害的外化程度，行为人是否存在隐瞒、欺骗或侮辱性处置，以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

　　裁判尺度尚未统一

　　记者：当前认定过程中存在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是否适当？

　　李坤：现行法律法规对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没有成文、逐条列举式的明确认定标准。宠物能否归入这一范畴，各地法院认知不一：部分法院认可长期陪伴、承载专属情感价值的伴侣宠物具备人格利益属性，支持精神损害赔偿；也有法院固守传统财产权认知，仅将宠物视作普通财物，一般驳回精神损害赔偿主张。

　　关于赔偿数额，从现阶段司法实务来看，宠物伤亡精神损害赔偿普遍集中在1000元至5000元区间，突破这一区间的非常少。这个数额不高，但有其合理性：一是“宠物是财产”的定位，精神损害赔偿只是例外保护而非常态；二是立法层面不鼓励无限度拔高宠物情感价值，防止出现天价赔偿和司法过度泛人格化；三是精神损害赔偿具有有限赔偿属性，精神利益损失无法用金钱完全填补，其目的不是对价弥补财产损失，而是对精神创伤予以适度抚慰。

　　高童非：目前，“严重精神损害”的判断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种倾向是只要宠物死亡，就认为主人当然遭受严重精神损害；另一种则是只有出现虐杀、尸体残缺等极端情节，才承认精神损害。这两种认知都不够准确。

　　即使没有虐杀情节，如果宠物与主人长期共同生活，行为人存在明显重大过失，宠物死亡后主人生活长期受到严重影响，也可能构成严重精神损害。

　　值得注意的是，宠物医疗、寄养、托运等合同纠纷中的精神损害请求，容易被财产损失赔偿规则完全吸收。有的裁判认为，既然存在服务合同，就只处理购买价格、服务费或医疗费，不再审查宠物是否承载特殊情感利益。但合同关系的存在，不应当然排除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二款的适用。如果服务机构的行为同时符合故意或重大过失、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等条件，就具有侵权责任评价的必要性。

　　因此，应当形成具有层次的裁判规则，先明确什么情况下应当赔偿，再根据关系强度、过错程度和损害后果确定数额，避免出现完全不赔或象征性赔偿而缺乏充分说理的情况。

　　分类明确认定标准

　　记者：我国宠物主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制度应如何进一步完善？

　　高童非：从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看，我认为可以将长期承担家庭陪伴功能的宠物理解为一种“伴侣动物型人格利益载体”，或称为受到有限特殊保护的“有限人格物”。

　　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宠物取得人的法律地位，也不意味着所有宠物都自动脱离财产法规则，而是在坚持宠物原则上属于“物”的前提下，承认某些具体宠物因长期共同生活而承载了自然人的特殊情感利益。

　　比较合理的路径，是在现行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二款框架内实行有限、审慎而有效的保护，既不能让精神损害赔偿成为所有宠物纠纷中的固定附加项目，也不能使法律长期无视真实存在且可客观证明的人宠情感关系。

　　李坤：建议出台专门司法指导性意见，以列举方式划定宠物归入“具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范围，明确区分应当认定、酌情认定、不予认定三类情形。

　　其一，明确应当直接认定“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宠物类型：导盲犬、助残陪伴犬等辅助残障人士生活的功能性宠物；长期独居孤寡老人、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群体唯一情感依托的伴侣宠物；承载特殊人生纪念意义、饲养年限较长且无可替代的宠物。以上几类与饲养人人格利益深度绑定，只要侵权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宠物发生永久性伤亡，原则上可直接认可其人格情感价值。

　　其二，划定综合酌情认定的范围：普通家庭持续饲养3年以上、主人长期投入大量时间照料、形成稳定情感羁绊的家养伴侣猫狗。对此类宠物，法院可结合饲养时长、日常照料记录、当事人精神受损程度等综合判断。

　　其三，列明原则上不予认定的情形：短期饲养、用于繁育售卖或商业经营牟利的宠物；批量饲养、可随时选购同类替代、仅具有市场交易价值而缺乏专属情感寄托的宠物；主人疏于看管、未尽饲养义务、未形成深度情感联结的宠物。该类宠物仅支持财产损失赔偿，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规则。

　　通过分层分类的成文认定标准，既兼顾大众饲养宠物的情感需求，也守住宠物属于财产的底层逻辑，让此类案件裁判有清晰规则可依、说理有统一标准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