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位法律界、警务界人士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未成年人接触网络低龄化、常态化，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正呈现出手段翻新快、心理操控深、追赃挽损难的特点，对冒充公安人员、侵害未成年人的诈骗团伙从重惩处导向不突出，震慑效应不强，监管的滞后与治理的困境日益凸显，亟须从“家长端”向“平台端”、从“输出端干预”向“设计端规制”的转型。

　　“骗子太懂孩子了。”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在分析大量收到的咨询案例后，发现11至13岁的在校学生是这类案件的受骗高发群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有了一定的手机操作能力，对公检法的敬畏出自本能，自身心智尚未成熟。”陈强说。

　　他梳理了此类网络诈骗的主要套路。一类是“冒充红十字会捐款诈骗”：骗子先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带有真实红十字会二维码的广告，建立信任，随后以“小额捐款高额返现”为饵，最后抛出“未成年人捐款违规致账户冻结”的恐吓，诱导孩子联系“假警察”，拿家长的手机“配合调查”。

　　另一类是“假警察恐吓+屏幕共享”。此类案件中，骗子往往利用未成年人不敢告诉家长的心理，诱导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陈强说：“一旦开了这个功能，你在手机上输入的每一个密码、收到的每一条短信验证码，骗子在屏幕那头都看得一清二楚。”

　　值得关注的是，诈骗手段正与游戏、社交深度融合。湖北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春生提到了一起案例：曹某等人以“免费送游戏皮肤”为诱饵，遇到迟疑的玩家，通过视频出示仿冒司法机关人员的证件，形成心理震慑，最终胁迫未成年人开启屏幕共享，盗刷资金13万余元。

　　“这不仅造成了财产损失，更在孩子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李春生说，有的孩子甚至被诱导沦为诈骗分子的“工具人”，参与涉电诈通讯联络。

　　面对骗局，传统的治理模式显得捉襟见肘。

　　首先是平台监管有盲区，陈强指出，诈骗信息虽多在短视频平台公开区域发布，但实质性沟通迅速转移至私信或第三方社交软件，“私信内容涉及隐私，平台难以实时审查；且骗子使用批量账号，封禁一个，立刻换号重生”。

　　其次是家庭监护有漏洞，家长很难做到24小时盯守孩子，李春生直言：“很多家长对孩子上网行为监管不严，孩子使用的手机未开启青少年模式，支付账户保管不当；亲子沟通不畅，孩子遇到困难后不敢求助。”

　　“近年来，欧盟、美国等针对未成年人的数字保护监管力度显著升级，监管重心从‘事后补救’转向‘设计端合规’。”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印度金德尔全球大学印中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张文娟指出，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数字保护逻辑仍主要倚重“家长端”——要求家长开启青少年模式、管理使用时间。

　　如何斩断伸向孩子的网络诈骗黑手？多方人士给出了系统性建议。

　　家长必须筑牢“物理防线”。武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官王鼎一认为，首要“管住手机，从源头切断风险”，他建议，家长务必保存好手机支付、锁屏与银行账户密码，条件允许时实行“专机专用”，孩子的手机上不保留任何资金软件，不绑定任何账户。同时，关闭免密支付，开启转账信息提示，设定延时到账，管好验证码。“任何短信验证码绝不告诉孩子，这是底线。”王一鼎说。

　　李春生呼吁，要让孩子牢记：公检法机关绝不会线上办案、绝不恐吓扣款、绝不索要密码、验证码。学校应开展情景模拟演练，引导孩子遇到恐吓后不隐瞒，加强家校协同预警。

　　“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方面，责任必须落在平台而非家长或儿童身上。”张文娟认为，对未成年人的数字保护责任应从“家长端”转向“平台端”，从“事后响应、用户担责”转向“事前预防、平台负责”，平台在设计阶段，就应消除伤害源。

　　张文娟同时提到，当前对平台违规行为的追责多停留在机构层面、处罚力度有限，这导致部分平台将问题归因于“系统漏洞”。

　　李春生建议，开展打击冒充公安人员侵害未成年人电诈的专项行动，依法顶格处罚；全链条打击话术、引流、洗钱等关联犯罪；建立快速侦办、快速冻结、快速返还机制，最大限度挽回受害家庭的损失。

　　同时，督促平台完善未成年人专属反诈风控模型，强化对“公安”“涉案”“冻结”“屏幕共享”等关键词的监测与弹窗预警；严格管控未成年人陌生私聊、转账、共享屏幕等高危行为；快速封禁涉诈账号、清理引流信息；加强监管，完善未成年人账号保护机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 雷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5月14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