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次的钱我都痛快结了，他茶叶里的末子多得离谱，还好意思告我。”

　　2025年初，福安某茶行一纸诉状将长期合作的被告某公司告上福安法院畲区人民法庭，情绪激动地要求对方支付拖欠的最后一笔货款。被告则当庭“叫屈”，坚称自己不仅没欠钱，反而是受害者，双方针尖对麦芒，火药味十足。

　　原告与被告原是五次交易的“老相识”。前四次，被告收货后均爽快付款，合作看似顺畅。但被告代表在调解现场却倒出一肚子苦水：“除了第一次，后面送来的茶叶，茶末多得能装好几袋，远超行业标准。我们消费者的投诉信都堆成山了，生意受到很大影响。第五次的货款，早就用来抵扣之前因为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了，这事在原告第五次送货的时候，我们就和他谈妥了。”

　　原告则坚称，茶末的问题在之前的交易中已被原告以主动减免货款的方式解决，认为茶叶存在大量茶末的说法缺乏证据。被告随即抛出一份微信聊天记录，上面赫然有原告方自认的“你有8000多斤的茶末要还给我”的对话，表示如果原告不承认货款有质量问题，被告也要聘请律师整理证据起诉原告要求赔偿因茶叶的质量问题给被告造成的损失。这使得原本简单的货款纠纷瞬间复杂化，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面对僵局，法官没有选择直接开庭，而是敏锐地察觉到，这起看似标的额不大的纠纷，背后牵扯着双方多年的合作关系和难以量化的商誉损失。简单地一判了之，只会让矛盾更深，甚至引发连环诉讼。于是，法官果断启动了“背靠背”的温情调解模式。

　　第一笔账：法官为原告算“诉讼风险账”

　　法官首先单独约见原告，在梳理案情后诚恳地指出：“您微信上表示存在8000多斤茶末，确实是对您不利的证据。被告已经明确表示要反诉，除了主张因您的茶叶存在质量问题需减免货款外，还要求赔偿因茶叶质量问题造成的店铺信誉损失、客户投诉损失。这些损失虽然不好量化，但真要举证质证、评估鉴定起来，诉讼周期拉长，您投入的时间精力可能远超这笔货款本身。并且，一旦启动反诉，这么多年的合作情分怕是保不住了。”这番话让原本强硬的原告陷入了沉思。沉默片刻后，原告态度有所松动，承认茶叶确实存在部分问题，但提出一个要求：“茶末在福安本地能卖到3元钱一斤，我可以让步，但被告得把茶末还给我。”

　　第二笔账：法官为被告算“纠纷化解账”

　　法官转身找到被告，语气平和地说：“咱们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您现在手上有微信记录这个证据，确实对您有利。但真要进到诉讼程序，您主张的那些客户投诉损失、商誉损失，每一项都得拿出真凭实据来——投诉了多少、造成了多大影响、损失怎么量化，这些都要举证。时间成本、精力成本，这些可都是实打实的。”被告的态度有所松动，但一听要还茶末，连连摆手：“茶末是从茶叶里筛出来的，早就作为加工费抵扣给加工厂了，现在哪还拿得出来？而且，这批茶末在我们这边只能卖1元钱一斤。就是因为他的茶叶有质量问题，我们才要找工厂重新加工。加工费也是因对方造成的，我们已经用茶末抵扣了，不可能还给他。”

　　第三笔账：法官为双方算“执行兑现账”

　　法官再次找到原告，耐心解释：“被告那边说茶末确实已经作为加工费抵扣，客观上无法原物返还。即便最后判决归还茶末，执行也是难题，只能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即被告住所地的价格折价赔偿，和您的预期有差距。更重要的是，被告反诉的念头还没打消，如果您坚持要回茶末，被告这边也有可能要求您承担加工费，这又把案件变复杂了。”原告听后，虽仍有不甘，但也不得不承认法官说的在理：“我就是憋着一口气，一年辛辛苦苦忙活，最终只要回了这么点货款……”

　　就在原告犹豫之际，被告也冷静下来思考了法官的话。想到官司拖下去对双方都没好处，自己也确实想早日回归正常经营，于是，被告主动找到法官表示：“我愿意在原抵扣方案的基础上，再多加1800元给原告，就当是这么多年合作的诚意。”法官再次把双方叫到一起，原被告终于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当场支付了全部货款。没有了最初的剑拔弩张，两人在法官的见证下，终于握手言和。

　　“法官前前后后跟我们谈了好几轮，不仅把法律账算清了，更把人情账、经济账都算透了。”调解结束后，原告感慨道：“要不是法官点醒我，我还真没想到，为了一堆已经用掉的茶末打官司，会惹来更大的麻烦。”被告也表示：“这下心里的‘疙瘩’终于解开了。”

　　至此，一场因“茶末”引发的货款纠纷，在福安法院畲区人民法庭法官的倾情调解下，不仅没有让合作的“老交情”变成“死疙瘩”，反而通过巧算“三笔账”，成功化解了“茶末”带来的隔阂，促成双方圆满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