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丽

　　本报见习记者 张嘉幸

　　本该开阔眼界的研学之旅，却变成换个地方玩手机，陷入“只旅不学”的怪圈。近日，一段拍摄海外研学团的视频引起人们关注。画面中，几个赴外研学的孩子聚集在一起，全程低头专注于手机。

　　此前有媒体关注过研学过程中的系列问题，曾引发关注，《中国研学旅游报告（2025）》中也指出，“重游轻学”是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产品教育属性弱化。研学旅游的安全保障仍存在明显短板，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有待提升。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研学的本质是从课堂走向实践的“行走的情景教学”，核心是“体验式教育+研究性学习”，二者缺一不可。在研学过程中看手机不应被简单粗暴地等同于“对身后的风景浑然不觉”，学生用电子设备并非只为娱乐，也会用于查资料、沟通联络，具有现实合理性。

　　但专家同样指出，随着大量营利性机构介入，研学市场更加繁荣，但也容易滋生如研学课程质量不佳、研学机构资质欠缺等一系列问题，这导致不少家长和学生“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也让不少家长对此望而却步。

　　采访中，有研学领队坦言，现在的孩子从小接触电子产品，注意力碎片化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让他们对着一件文物听讲解超过几分钟，都是一种挑战”。也有从业者反思，问题或许不都在孩子身上。现在的研学太依赖打卡式行程，有的研学产品设计本身就存在一定缺陷，在一些走马观花、填鸭式的讲解下，成年人都容易走神，更何况是孩子。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法治与教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详认为，研学本质上属于一种广义的教育教学活动，同时也是以社会化服务支持为主的教育教学活动。研学意味着脱离常态化的学校环境，是社会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

　　“因此，其本身需要其他社会组织弥补和业务主管部门对其进行指导与监督。在运营方面，研学活动一般由教育服务公司以及旅游公司承担相应的研学服务和落地工作。在知识类别上，通常由研学活动涉及领域的主管部门进行业务指导，包括但不限于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林草局等部门，因此从活动内容、活动支持等方面，都需要由相应的行业主管部门出台指导意见。”周详表示。

　　周详同时提到，由于学生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研学活动的被动接受者，学校组织研学，或者家长为孩子选择研学活动时都需要对研学活动方案进行考察和比较，应选择适合学生本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以及未来规划方案的研学产品。要让学生在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同时，避免受到社会中不良商业文化的侵蚀和影响。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外教育法研究中心（北京教育法治研究基地）主任姚金菊向记者表示，参与研学活动的学生出现注意力涣散等现象，不应简单归咎于学生本身的自律问题，而是应追溯至研学产品本身。她表示：“目前研学旅行组织多样复杂，组织者与参与方式会直接影响效果。”

　　采访中，不少受访家长向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不少研学项目收费动辄上万元，如何防止机构的商业逻辑压倒教育逻辑，让研学重心发生偏移？

　　姚金菊建议，对于学校组织的研学，需严格遵守相关规章制度；市场化研学则需依托研学合同强化教育属性。此外，还需多部门分工协同，地方细化落实；同时需通过人员配比等硬性指标保障安全，合理分担责任，避免因商业化冲击教育底线。

　　曾在某知名教育机构负责研学旅行项目多年的吴跃（化名）告诉记者，他观察到，孩子在研学中学到什么，很难被直观衡量，但一张盖着印章的结业证书却可以被拍照、保存、转发，这类“发证”的研学活动受到家长的追捧。

　　在受访专家看来，这类现象需理性看待。一些证书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教育成效，且颁发证书这一形式对部分低龄学生可以产生一定激励作用。但毋庸置疑的是，健康有效的研学不能只停留在家长“看到什么”，更应回归到孩子“学到什么”。因此，研学活动颁发结业证书既需要监管规范，也需要家长理性看待。尤其要警惕以结业证书掩盖孩子真实收获的功利化导向，这种不良导向容易催生“盖章式实践”、形式化研学等不良情形，使教育价值被弱化。

　　对于研学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应从哪些方面采取措施进行规范与监管？

　　姚金菊表示，行业应建立自律标准，通过推动研学师资专业认证，建立导师资质标准与师资数据库，以师资专业化提升产品教育质量；有关部门可以对机构实施分类监管，建立“白名单”与“黑名单”制度，以正向激励与负向约束引导行业健康发展；对于家长来说，应理性签约合法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