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盒”案例写入两高工作报告 专家解读认为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治理已呈现系统性特点

　　实现从局部治理到全链条综合治理转型

　　本报记者 韩丹东

漫画/李晓军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开盒”（指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进行网络搜索、挖掘，搜集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个人隐私信息，将这些内容在网络公开发布）这一网络暴力违法犯罪行为，分别被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点名”。

　　2026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到，两名青年非法获取并散布他人隐私信息，被依法定罪判刑。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提到，林某等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设立网络群组实施“开盒”，北京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坚决维护网络空间秩序。

　　在受访专家看来，这不仅再次为“开盒”这一违法犯罪行为敲响法律警钟，也让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防线愈加牢固。

　　案例纳入报告回应社会关切

　　今年最高法工作报告提到的“开盒”案中，两被告人购买、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编辑为针对个人的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信息，并建立聊天群组，肆意发布，被害人身心健康遭受严重损害。最终，法院以被告人赵某、成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1万元。

　　最高检工作报告所聚焦的“开盒”案中，林某等5人在2023年至2025年间，通过网络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利用此信息数据搭建“社工库”网站牟利；还利用通讯工具设立群组，散布他人隐私、肆意谩骂侮辱。2025年10月，北京检察机关依法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林某等5人提起公诉。

　　北京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郑明伟告诉《法治日报》记者，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将相关案例纳入工作报告，是对社会遏制网络暴力诉求的有力回应，更向全社会传递“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的强烈震慑信号。

　　在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姜孝贤看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工作报告中聚焦“开盒”问题，并以实际案例加以说明，此举释放出多重法治信号。首先，明确了“开盒”的法律定性，并为全国各级司法机关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权威指引。其次，体现了司法为民的宗旨，“开盒”已成为人人痛恨的网络公害，民众深受其害并强烈呼吁加强治理，两高的明确表态，正是对社情民意的积极响应。

　　目前已构建起多重治理体系

　　姜孝贤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开盒”行为会对公民隐私权、名誉权造成严重侵害，但在长期治理过程中面临诸多难点。在他看来，相关信息搜集分散隐蔽、参与者多，难以锁定责任主体，且信息网络传播具有瞬时性和广泛性，损害一旦发生便难以逆转，平台监管往往滞后于侵权行为，单靠某一部法律或一种监管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姜孝贤看来，通过加大针对“开盒”的刑事打击力度，有助于牵动并整合民事、行政等法律手段，推动实现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刑法等法律法规的有效衔接，让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实现有机结合。而相关案例则清晰界定各方责任，有助于推动平台升级技术、加强审核，促进行业自我约束，通过带动法律规制、政府监管、平台履责、行业自律与公众参与同向发力，最终形成法律、政府、平台、行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

　　姜孝贤表示，当前，我国已出台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多部法律，明确“开盒”为违法犯罪行为；对于网络平台，相关部门要求严格执行后台实名制、升级技术防止信息泄露、及时清理“开盒”信息；公安机关则持续开展净网行动，精准打击黑灰产团伙，从源头切断产业链；同时通过网络安全宣传，提升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多举措搭建起全链条治理的基础框架。

　　郑明伟则从法律规制层面进行分析。他表示，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事前预防+事后惩处”并重的治理体系。在事前预防上，依据多部法律法规，强制平台建立敏感信息自动拦截、一键防护等监测预警机制，压实平台“明知应知侵权须担责”的主体责任；在事后惩处上，实现全链条追责，刑事层面，明确定罪标准、打击黑灰产，民事层面，实行举证责任倒置降低受害者维权门槛，行政层面，公安、网信部门分别对施暴者、失职平台作出处罚，形成刑事、民事、行政追责闭环。

　　值得注意的是，平台方也在加大整治力度。近日，抖音发布《抖音网络暴力治理规范(2026版)》，明确了平台判定网暴性质的核心要素，包含指向性、危害性、规模化等，还披露了平台在治理网暴时遵循的基本原则，即避免伤害原则、特别保护原则、隐私及个人信息保护原则、公共利益平衡原则。同时确立了网暴“严重情节”的认定标准，其中从严打击情形就包括“开盒”获取用户隐私及个人信息等。

　　受访专家认为，此举标志着平台治理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防御、精准打击”，足以看出相关治理正从监管转向更加精细精准的打击，是法律规范与平台规则的有效衔接。

　　多方优化完善织密保护法网

　　采访中，受访专家指出，未来仍需从多方面优化完善，才能让个人信息保护的法网织得更加严密。

　　对于未来的治理方向，姜孝贤提出四方面建议。其一，定罪量刑可从以信息泄露数量为标准，转向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如受害者精神失常、遭受重大财产损失等，让惩罚力度与社会危害性相匹配；其二，进一步强化平台管理责任，平台可以利用技术和信息优势，对异常行为进行监测；其三，可以加强国际司法合作，通过打通数据跨境执法渠道，联合金融监管部门追踪非法支付渠道，铲除上下游黑灰产业链；其四，强化个人信息源头保护，通过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提升公民数字素养，引导公众减少非必要信息分享。

　　郑明伟还建议，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落实一键防护等法定要求；通过加强执法司法队伍的信息化、数据化能力建设，提升电子取证、溯源追查水平；同时还需强化司法与行政部门的线索互通、联动处置机制。

　　姜孝贤认为，当前我国应对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的治理，已经呈现出系统性、全面性的鲜明特点，实现了从局部治理到全产业链的全链条综合治理转型。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的治理对象不仅包括直接侵权人，还追溯至黑灰产源头和中间商，并延伸至网络暴力参与者。治理手段则融合刑事制裁、行政处罚、民事赔偿等多元方式，通过探索“以技术管技术”，将技术合规纳入法律责任认定，推动平台落实技术合规主体责任。而立法动态完善、司法解释引导、典型案例指引相结合的方式，让法律可以回应技术迭代带来的新型治理问题。

　　在受访专家看来，这一“法律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对公民隐私保护和清朗网络空间建设意义深远。

　　郑明伟表示，对公民隐私保护而言，层层递进的法律规范明确了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益的法律边界，而典型司法案例让抽象的法律权利变得具体可感。对建设清朗网络空间而言，法律的持续完善与严格适用，遏制了网络戾气蔓延，推动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姜孝贤最后强调，“开盒”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超越“事后惩戒”思维，构建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追责的全链条模式，将隐私保护融入互联网产品设计之初，同时持续提升民众数字素养。唯有如此，才能在享受数字红利的同时，抵御其伴生风险，共同构筑安全、文明的网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