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全国人大代表、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原社长徐锦庚创作的报告文学《女法官的“如我在诉”》在本报刊发后，引发热烈反响。近日，徐锦庚再次撰文，从一位作家的视角，对人民法院整体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就法治文学创作谈了自己的看法。

　　作者简介

　　徐锦庚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原社长，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作品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宣部第十三届“五个一工程”优秀奖、中宣部第十六届“五个一工程”特别奖、第八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今年1月下旬，我随“知名作家看法院”采风团，走进安徽合肥、滁州的中基层法院。五天时间，用心灵感受司法脉动。旁听庭审，走访法庭，对话法官，翻阅卷宗。一个立体生动、有血有肉的人民法院，徐徐展现在眼前。对新时代法官队伍，我有了全新认知：他们有专业的厚度，有担当的硬度，有人文的温度。

　　法度亦有温度

　　过去，我们以为，法官就是“按律而断”：法条怎么写，案子怎么判。这次沉浸式体验，让我深切感受到：“如我在诉”不是口号，是设身处地的共情。

　　在报告文学《女法官的“如我在诉”》中，我记录了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汪蕾办理的一起上诉案。卷宗里证据链“铁证如山”，但她没有简单一判了之，她把自己摆进去，反复揣摩当事人的处境。正是这种“如我在诉”的自觉，让她敏锐起来，抽丝剥茧后，精心设计的骗局浮出水面，一起冤错案件得以避免。

　　法律不再是冰冷的条款。它是能解决真问题的利器，是能抚慰人心的港湾。这就是“法度与温度并存”。

　　理念落地，靠过硬队伍。在合肥、滁州，我看到了这样的队伍。法官们的事迹熠熠生辉，汪蕾只是其中一员。他们用雷霆手段维护公平，以温和体恤化解矛盾，既让法律长出“牙齿”，也让司法充盈“温度”。

　　在广袤基层，“如我在诉”的意识，不是个别优秀法官的“专利”。它是正在生根发芽的职业风尚。法官们俯下身子，走进民心，用最朴素的语言阐释法理，感同身受当事人的恐惧、焦虑和无助。这种风尚，已浸润到整个司法服务链条。

　　“如我在诉”的三个转变

　　采风中我发现，“如我在诉”在法官办案中，至少体现为三个转变：

　　一是身份转变：从“裁判者”到“局内人”。

　　过去，法官是冷静的居中裁判者。现在，他们自觉把“我”放进案件中。就像汪蕾思考：“如果我是被告，这笔钱到底怎么收的。”这种换位思考，让他们不再机械适用法条，而是深刻体察案件背后的人情冷暖、世道人心。

　　二是目标转变：从“结案了事”到“案结事了”。

　　基层矛盾盘根错节。很多案件表面是法律问题，背后是多年积怨、邻里关系、家族面子。如果只追求程序上“结案”，可能留下更大隐患。“如我在诉”促使法官追求根本化解。他们愿意花更多时间倾听、沟通、斡旋，让当事人既在法理上接受结果，也在情感上得到抚慰，真正做到“心服口服”。

　　三是能力转变：从“法律通”到“百事通”。

　　光懂法律还不够。优秀法官往往还得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甚至是“农业专家”“社区大妈”。他们要与不同秉性的人打交道，要了解一方水土的乡风民俗，要在法理与情理间找到最佳平衡。这是一种综合性、高水平的司法能力。

　　法治传播如何创新

　　作为写作者，这次采风经历，让我对法治传播有了新思考。

　　当前，法院普法成效显著，微信公众号、庭审直播、普法短视频等层出不穷。但从专业传播角度看，还可以在三方面深耕：

　　一是叙事视角“微观化”“人性化”。

　　法治宣传不能只盯着“大要案”和“知识点”。建议多聚焦“小案件”。“小案件”里有大道理。要捕捉那些触动人心柔软处的细节。可以鼓励一线法官用随笔、办案手记等，记录那些触动他们自己的瞬间。这种“带着体温”的第一人称叙事，比宏大宣教更能拨动心弦。

　　二是传播形态“沉浸化”“场景化”。

　　我们身处视觉化、碎片化阅读时代。法院可以尝试突破传统图文模式，开发“沉浸式”法治文化体验产品。比如选取反学生欺凌、防范养老诈骗等典型案例，制作互动式戏剧、沉浸式剧本杀或VR短剧。让参与者亲身体验从“一念之差”到“身陷囹圄”的全过程。这种“代入式”普法，远比枯燥说教更刻骨铭心。

　　三是文化表达“地域化”“融合化”。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有独特文化根系。法治文化若能与之深度融合，会更有生命力。在红色故土，讲好“苏区法官如何断案”的红色法治故事；在少数民族地区，用当地山歌、戏曲传唱法治精神。让法治故事穿上地域文化“外衣”，才能更好地走进群众心里。

　　法治文学向何处去

　　这次采风，对我本人的创作观，也是一次洗礼。关于法治题材文学创作，我有四点思考：

　　一是创作立场：从“旁观书写”到“在场共鸣”。

　　过去写法官，容易写成“高大全”的英雄谱；写案件，容易写成猎奇的犯罪故事。真正的法治文学，必须带着“如我在诉”的情感去创作。作家不能只做冰冷记录者，要努力成为当事人的“同路人”。动笔之前问自己：如果我是法官，面对法理与人情冲突，如何抉择？如果我是当事人，身陷诉讼泥潭，渴望被怎样对待？只有建立深刻共情，笔下人物才是立体的，故事才是可信的。

　　二是题材挖掘：从“案件表象”到“人性纵深”。

　　一些法治作品，停留在展示犯罪手段或庭审过程上，这远远不够。法律是道德底线，文学是探索人性高峰。真正的法治文学，应当透过案件，探寻人性在极端境遇下的幽微曲折。法治文学的最高境界，不是写“法”，而是写“人”。写法律与人性的碰撞，写法治进步如何照亮人心角落。

　　三是创作导向：从“悬浮想象”到“脚踏实地”。

　　现在有些法治剧，被批评为“悬浮剧”，因为创作者不熟悉真实司法程序，也不了解法官的工作和生活。希望更多作家、编剧真正走进法院，蹲下来，沉下去。去旁听一次庭审，与法官一起上下班，听听书记员的吐槽，感受执行路上的艰辛。只有脚下沾满泥土，笔下才有真情。真实的司法实践，远比书斋里的想象更复杂、深刻、精彩。

　　四是最终目标：从“解闷”到“启蒙”。

　　法治文学不能仅仅满足于讲好故事。它的终极使命，是“法治启蒙”。通过作品，让读者不仅知道法律条文是什么，更能理解法律背后的价值追求。当读者因为一篇报告文学、一部小说，开始思考“情与法”的边界，开始尊重法律权威，开始理解法官的初心使命和艰辛不易，这部作品就能真正实现其社会价值。

　　民心是法度根基

　　“如我在诉”意识的落地，让司法工作变得更有温度、更有力量。它让法官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他们走进群众心里，成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贴心人”。

　　这次采风让我坚信：像汪蕾这样的一线法官，有千千万万。他们默默坚守，他们负重前行。这是法治大厦最坚实的根基。人民群众也因此而能在每一个案件中，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温暖光芒。

　　法治题材是一座文学富矿，蕴藏着无数感人至深的故事。期待更多作家投身其中，用文学的力量，让法治精神如春雨般浸润人心。

　　民心深处有天平。

　　来源：人民法院报·4版

　　作者：徐锦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