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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人民法院以“如我在诉”意识推进司法为民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26-03-02 10:07

  公平正义,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02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拉开时光的纵深,习近平总书记对“公平正义”念兹在兹。

  2012年12月4日,履新中共中央总书记不足一月的习近平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强调:“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强司法制约监督,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求“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感受”,《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接触外界事物得到的影响;体会。

  如何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人民法官在思考:

  假如我是当事人,面对冷峻的程序,我是否渴望一次耐心的倾听?

  假如我在打官司,面对复杂的法律,我是否渴望一句清晰的指引?

  假如我遇到纠纷,面对生活的困境,我是否渴望一份有力量的公正?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如我在诉”,正是对这一连串叩问的响亮回答。

  “如我在诉”,如同法官是当事人,换位思考,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这是“人民至上”的坚定立场,是将心比心的情感认同,是映照初心的镜子、丈量作风的尺子,是打开当事人“心结”的钥匙。

  通过一项项制度调整、一次次流程优化,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历史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

  几十米长的队伍、焦急等待的当事人……一张照片记录下2014年冬天,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立案大厅门口,群众排队等候立案的场景。

  据现场排队的一位律师回忆,当天她早上4点半就起来排队,到立案窗口一看,前面已经拿了70多个号,上午肯定没戏,得等到下午才能立上案。

  “门难进”“案难立”,曾让许多人对“打官司”望而却步。

  “当时,我国法院还实行立案审查制。”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钱晓晨介绍,一些法院对是否受理案件设置较高审查标准,“求告无门”一度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2015年5月1日,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立案登记制在全国法院铺开。从“审查”到“登记”,一词之变,却意味着我国司法领域开启一场坚决、彻底、意义深远的改革,代表着我国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发生重大变化。从此,当事人只要提供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起诉材料,人民法院一律接收,依法及时立案,切实保障当事人诉权。

  制度之变,成效立竿见影。全国法院当场登记立案率超过95%;“网上立案”“跨域立案服务”成为常态,平均每分钟就有近百件案件通过网上立案……作为司法改革的“先手棋”,立案登记制改革以“组合拳”降低了诉讼门槛,保障了诉讼权利。群众对人民法院的评价大为改观。

  然而,改革不是一帆风顺。

  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各级法院登记立案数量持续上升,法院“案多人少”矛盾更加突出。

  承压之下,近年来,一些地方法院以“诉前调解”为名,行“拖延立案、变相审查”之实。一些案件久调不决、久调难立,“立案难”出现反弹回潮风险。

  直面问题,迎难而上。

  2025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依法规范民事案件立案与调解工作的意见》施行。

  意见明确,坚持立案登记制不动摇,切实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全面落实自愿、合法原则,从制度上、源头上解决未经立案先行调解、强制调解、久调不决等问题。

  改“先调后立”为“先立后调”,直击病灶的微改革很快产生了作用: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收案数同比上升,立案满意度上升12.4个百分点。

  “立案难”反弹回潮的背后,还有深层次原因。

  一名基层法院法官坦言:“年度结案率是考核法官的核心指标之一。具体要求就是当年度所有新收案件,要在当年度12月31日之前全部审理完毕,未达标则会影响考核。”

  这就意味着,年底新收案件的审理周期短,法官的压力大。实践中,有些法院为了年底考核能过关,到了11月、12月就卡案子,要么拖着不立,要么直接拒收。

  “考核始终是为了增强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感受’。”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强调。

  经过反复调研,最高人民法院持续优化调整《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其中最受法官和各界认可的,就是用审限内结案率替代了年度结案率。

  又是一项“微改革”。没有了不必要的考核压力,多年难以解决的“年底立案难”问题从根子上得到治理。

  一位农民工揣着皱巴巴的欠条来讨薪,3万元工资,是他一年的血汗。

  可是,他的材料不全,法律关系也理不清。作为一名人民法官,可以用一句“材料不齐,无法立案”,轻易驳回。

  但是,换位思考,如果法官是这位农民工,辛辛苦苦一年,却拿不到养家钱,跑了多个部门没有结果,法院被看作最后的希望,还会轻易将其拒之门外吗?

  不会!

  针对“有话说不出,有理诉不清”问题,202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联合印发通知,针对11类常见多发民事案件,提供统一规范的要素式起诉状、答辩状。2025年7月14日,“两状”示范文本新增至67类。

  “我们不会写诉状,表格化诉状真方便。”“勾勾画画就填好了,简单方便,适合我们老年人……”

  从司法实践看,当事人提起诉讼,多数没有聘请律师。以2024年为例,全国法院一审案件中,78%的自然人未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统一诉状,根本是为了便利当事人。从无处下手到得心应手,逐渐被广泛应用的“两状”示范文本,为诉权行使立起“标尺”,架起“阶梯”。

  这就是“如我在诉”。

  做实“如我在诉”,一个法院也不能掉队。

  2024年初,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全国首批106个相对薄弱基层法院,吹响脱薄冲锋号。

  薄弱法院各有各的难,但下定决心,就没有攻克不了的难题。

  脱薄工作开展以来,辽宁省抚顺县人民法院解决了一些派出法庭不具备立案功能的问题,改变了老百姓跑到20多公里外的院本部立案,来回需要五六个小时的状况。

  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相对薄弱基层法院司法素能提升培训班。干警们说,实用的培训内容对改进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乌鲁木齐垦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里,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群众如何使用要素式起诉状,还推出“一站通办、一次办好”诉讼服务。

  两年多来,相对薄弱基层法院直面短板,在上级帮扶下,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

  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面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增强“如我在诉”意识,努力践行着“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庄严承诺。

  (二)

  公正司法,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公正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公正的效率只能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必须始终坚持质量优先、兼顾效率、注重效果。

  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际关系深度重构。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带来各种矛盾和问题。

  反映到司法领域,便呈现为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和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供求失衡。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的年收案量持续增长,10余年间,翻了3倍还多。每名法官的年办案量也随之水涨船高,大体估算,现在一名法官一年要办的案件量是10余年前的5倍。

  “案多人少”的结构性矛盾,不仅是对司法能力与司法智慧的巨大考验,也是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巨大考验。

  改革由问题倒逼产生,就要在解决问题中不断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我国有14亿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负!”

  诉讼激增的背后,不只是案件数量的简单累加,更伴随着纠纷结构的复杂演变。

  知识产权、金融商事、海事海商、涉外涉网、环境资源等新类型纠纷不断涌现;类型化、关联性矛盾纠纷日益增多;法律关系复杂、处理难度大、审理周期长的案件层出不穷……

  定分不易,止争尤难。

  面对时代提出的难题,唯有不断改革创新,内外挖潜,闯出一条新路。

  改革,体现在“多元共治”的司法智慧里——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重要部署,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2019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2020年,持续推进“总对总”工作,陆续与18家单位建立“总对总”机制,协同化解本领域、系统的行业性、专业性矛盾纠纷;2025年,上线多元解纷案例库……一系列举措应需而生。

  冬日的呼兰河畔,寒风凛冽,但在那个曾经因充电桩问题剑拔弩张的小区里,气氛却悄然回暖。困扰12户新能源车主许久的充电桩安装问题得到解决。

  此前,面对业主与物业的僵持局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没有让官司“一打了之”,而是在尊重双方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启动多元解纷机制。呼兰区法院特邀调解员、退休法官王丽新带着团队走进小区,联合住建、消防等部门现场“把脉”,不仅从法律上辨明是非,更从技术上解决了电力扩容的难题。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为后续充电桩安装起到示范效应,真正实现了“解决一案、治理一片”的社会效果。

  这是“如我在诉”,是换位思考的职业自觉,更是深植于这片土地的治理智慧。

  植根于中华文化这片沃土上,流淌着“无讼”与“和合”的血脉。人们重感情、讲情理。法律关系的背后,往往缠绕着千丝万缕的情感纠葛与复杂的邻里乡情。若仅机械“断案”,或许能定分,却未必能止争;或许能结案,却可能在人心深处留下难以弥合的裂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法律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司法工作也是做群众工作。一纸判决,或许能够给当事人正义,却不一定能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心结’没有解开,案件也就没有真正了结。”

  一对亲兄弟因股权纠纷反目成仇,甚至大打出手,历经五十余次调解仍僵持不下。案件诉至法院后,法官指导调解员进行调解,发现案件症结不在“法条”,而在“心结”。调解员以兄弟两人都为生病的亲姐姐慷慨解囊为突破口,将亲情作为化解矛盾的良药。最终,兄弟二人冰释前嫌,不仅达成了调解协议,更重续了手足深情。

  解纷,只是手段;解心,才是目的。司法通过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唤醒了人性深处的良善。

  改革,体现在“实质解纷”的源头治理里——

  一段时间以来,“案结事未了”问题饱受诟病。司法实践中,“程序空转”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一些案件在上下级法院之间来回反复,不仅增加当事人讼累,甚至导致“一案结、多案生”。

  孙氏三兄弟提起137件行政争议再审申请,就是一例。

  2023年底,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诉讼服务中心,收到黑龙江省巴彦县孙氏三兄弟寄来的1米多高的材料,他们提起137份行政再审申请。“档案丢失”“少算工龄”“违法集资、摊派费用”……申请再审的理由五花八门。

  面对这一罕见的复杂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全面审查再审申请书,积极与当事人当面沟通,发现其百余项权利主张的背后是想解决社保续缴与“老有所养”问题。

  拎清这一实质诉求,行政争议化解很快有了转机。2024年2月,在由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主持的化解协调会上,相关部门协商出解决方案。三兄弟终于从长达10年的信访、复议、诉讼中解脱出来。

  从10年信访,到三兄弟自愿撤回再审申请,反思这一案件解决,很有启示意义。事实上,孙氏三兄弟提起诉讼时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二审法院的处理不存在违法情形。但如果就此驳回,虽于法有据,但无法有效保障其合法权益,他们也很难接受这一结果。

  “人民群众到法院是为了解决问题,绝不是来‘走程序’的。”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确保程序公正的同时,着力厘清群众需求、回应群众关切,在法律和政策允许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推动问题解决,才能进一步赢得群众认可,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

  解开群众的“心结”,就要加强对实质诉求的回应,不能简单以程序问题为由,将老百姓的诉求拒之门外。为让诉讼程序“不反复”、人民群众“少折腾”,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2024年1月,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在全国法院正式运行,“案-件比”是核心指标之一。

  简单来说,这个指标反映了一个待决争议(案)立案后,需要经历多少诉讼执行程序(件)才能解决。“件”数越少,说明一个官司经历的审判执行程序越少、当事人的感受越好。

  一个小改变,能带来怎样的化学反应?

  从关心“一个案子结没结”,到关心“群众心结解没解”,法官的心态在变化,司法的理念在重塑,人民群众对法院的信任在增长。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5年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数据显示,作为核心指标的“案-件比”同比再下降0.07,相当于减少了220余万件衍生案件。

  减少的衍生案件,背后是数百万个家庭诉累的减轻。每一个百分点的下降,都意味着纠纷在更短的时间、更少的程序中得到实质化解。

  改革,体现在“类案同判”的路径探索里——

  类案不同判,严重影响群众对公平正义标准的信任,也影响司法权威。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提高司法裁判公正性、稳定性、权威性。”

  最高人民法院以“一库一网”为支点,撬动了一场深刻的管理变革。

  2023年7月1日,法答网正式上线。线上,专家们通过法答网为一线法官答疑;线下,法官们拿着法答网的回复,为群众答疑解惑、释法说理。这座贯通四级法院的“云端智库”,让一线审判的疑难杂症直达最高人民法院,让“网络主播劳动关系认定”“离婚案件子女抚养权裁量”等鲜活问题得到权威解答。自上线以来,92万余件咨询与超95%的答疑率,不仅沉淀为司法解释的“源头活水”,更在法官间培养了“有问题,找法答”的职业习惯。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

  2024年2月27日,人民法院案例库正式上线并向公众开放。案例库不仅收录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还收录了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认为对类案审判具有参考示范价值的参考案例,实现了对常见罪名与多发案由的“全覆盖”。它不仅为法官办案提供了权威参考,也成为全民参考的“案例百科全书”,成为面向社会展示中国司法公正的“窗口”,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

  定分止争,司法的本原。

  从国家安全到经济变革,从社会秩序到百姓民生,矛盾纠纷的形态愈发多元,成因更加复杂,解决也更具挑战。

  当需要在模糊地带明确正确的价值导向时,“如我在诉”便是最好的方法。

  看到人的困境,尊重人的需求,维护人的尊严,再难化解的纠纷也能迎刃而解。

  江苏法院审理的一起给付抚恤金案,引发全社会对“生命尊严”的讨论和关注。一对不孕不育的夫妻进行胚胎体外培育,丈夫因工伤死亡后,胚胎植入妻子郭某体内,生出儿子陈某。然而,郭某在为儿子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时,却遭到了拒绝。于是,郭某将社保中心诉至法院。

  法律的滞后不应成为剥夺新生生命权益的理由。法院审理认为,尽管陈某出生时父亲已逝,但其与传统意义上的“遗腹子”在血缘关联、在对家庭经济来源的依赖上,并无本质不同。工伤保险制度的本意,正是为了救济因“持续性供养关系中断”而陷入困顿的家庭。

  体察每一个当事人的悲欢与诉求,把老百姓的“急难愁盼”视为自己的家事难事,强化“如我在诉”意识,才能避免机械司法,让有温度的司法在规则与人心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一纸莫名的社保记录,险些断送河北应届生李某的考公路。河北法院法官查明事实:李某父亲因不会手机转账,让公司把工资直接打给自己儿子,公司在申报社保时未核对劳动关系,填入了李某的信息。为不误考期,法官没有“一判了之”,提出“证伪劳动关系”思路,协调多方出具证明,证实李某的应届生身份,为其扫除就业障碍。这份判决,是将群众的就业关切当自己的家事来办的最好体现。

  父母被害双亡,留下子女三人流离失所。河南法院看到的不仅是被告人“执行不能”,更是三个孩子未来的生存难题。法院联动民政、妇联、教育等部门织就“保护网”,从孤儿补贴到心理关爱,从入学帮扶到村委会监督,一揽子方案让孤儿不再孤单。孩子们的奖状,就是对法官最好的回馈。

  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

  (三)

  执行,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

  然而,“执行难”如同顽疾沉疴,长期侵蚀着司法权威与社会诚信,影响着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感受。

  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法院工作会议,强调大力扭转执行难的局面。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执行难”三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1999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转发〈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的通知》。

  长期以来,全国法院投入巨大努力解决“执行难”,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执行难”本身的肇因和表现不断发生变化,问题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不断解决。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

  从此,努力解决“执行难”走上快车道。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查人找物难”问题,我国建成以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为主、地方法院“点对点”为辅的网络查控系统;

  针对单打独斗无法真正解决“执行难”,我国基本形成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

  尤其是针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失信行为,人民法院更是屡出重拳:限制高消费活动、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联合信用惩戒,促推诚信社会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

  时光流转,执行工作进入“船到中流浪更急”的深水区。

  202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交叉执行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充分运用指令执行、提级执行、集中执行、协同执行等交叉执行方式破解执行难题,有效破解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等顽瘴痼疾,有效遏制逃避执行、抗拒执行,有效排除非法干预执行、阻碍执行等问题。

  一场在全国范围全面有序开展的交叉执行改革就此展开。

  内蒙古锡林浩特胜利东二号露天煤矿,属大唐矿业公司,是国家煤炭工业“十一五”规划的十个千万吨级露天煤矿之一。

  由于一直未能形成有效产能,煤矿被迫停工停建,产生大量纠纷,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很多企业拿不到钱,不断向不同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物料库大门上贴满了封条,我们的法定代表人被限高了48次。”回忆起那段日子,大唐矿业公司法务王琨感慨万千。

  2019年6月至2022年底,大量民营企业诉大唐矿业公司的执行案件涌入法院,这引起了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的关注。

  经摸排梳理,两级法院共受理相关案件56件,涉及民营企业60余家,申请执行标的额合计2.5亿余元。

  56件案件由不同基层法院各自执行,强制措施相互叠加,办案力量分散,化解矛盾效果不佳,既浪费司法资源,又损害司法权威,怎样才能有效推进工作呢?

  锡林郭勒盟中院迅速成立由党组书记、院长担任组长的专项工作组,将辖区基层法院涉大唐矿业公司所有执行案件全部提级至中院集中管理、统一执行。

  关键一招满盘皆赢,交叉执行的“鲇鱼作用”被充分释放,经过多方共同努力,案件执行迎来了转机。同时,“活封”“活扣”让机器转了起来、企业“活”了起来。

  如今,轰鸣不断的机器声代表着56件执行案件已顺利执结,也彰显了一个企业重生后的蓬勃生机。

  截至目前,全国法院已累计交叉执行案件近50万件,一大批“骨头案”“钉子案”被顺利执结。

  沉疴下猛药,疗效很显著。但同时,新的矛盾与问题,以更隐蔽、更复杂的方式呈现出来。

  这是一笔195万元的个人负债。债务的起源是施工过程中的一次意外事故。

  然而,被执行人每个月只有6000元左右的收入,还有70多岁的父母和两个孩子要养,负担很重。

  面对如此山穷水尽的境地,作为一名人民法官,是按照执行程序,直接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还是制订可行的债务清偿计划,帮助“诚实而不幸”的他卸下包袱,重新出发?

  执行需要在“刚性”与“柔性”之间寻找最优解。区分“失信”与“失能”,是司法精准治理的智慧。

  2025年4月10日,江苏的周先生通过个人债务清理程序,接到免除未清偿债务的裁定书,标志着他历经8年债务泥潭后终于获得从头再来的机会。这是对“诚实而不幸”的人诚信履约的回报。

  从2017年意外致债、倾家荡产仍无力偿还,到2020年申请个人债务清理、制订清偿计划,再到如期履行并通过信用考验,周先生的经历,彰显了社会对诚信的珍视,也彰显了司法对“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保障。

  刚柔并济,司法追求的是双赢共赢的格局。

  数据显示,2024年,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数量首次呈现下降趋势。2025年,我国新纳入失信名单233.98万人次,同时有266.96万人次通过信用修复回归市场,信用修复人次已连续7个季度超过新纳入失信名单人次。

  盖房子,前面都盖得挺好,那就绝不能在收尾这一步上掉链子。执行,就是在盖“公平正义”这座房子上关键的最后一步。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健全国家执行体制,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

  这场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执行改革正向更深处推进。

  (四)

  干事创业,政绩观至关重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强调,为群众多办实事,让群众可感可及。

  公平正义如何可感可及?

  要把老百姓的难事当自己的家事来办;

  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

  要“如我在诉”。

  “如我在诉”,让每一个具体的“人民”都被尊重、被看见、被倾听、被理解。

  “如我在诉”,在一次次司法审判中,让群众感受到司法的温暖,让公平正义直抵人心。

  拖着病体对簿公堂的当事人伍锋不会忘记,为了听清楚他的真实想法,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张丽洁走下审判席,坐到他身旁,与他聊过往、唠家常;

  全盲视障的当事人姚师傅不会忘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人民法院法官曹利专门联系特殊教育学校,制作全盲文版的调解书,只为让他“看见”公平正义;

  被亲生父母遗弃给保姆的安安不会忘记,山西省垣曲县人民法院法官李玲跨越千里查明真相,撤销失职父母监护权,将法律权利赋予虽无血缘却有大爱的“保姆妈妈”,帮助她获得中考学籍。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正通过无数个公正高效的裁判、无数个“如我在诉”的实践落地生根。

  近年来,中国法官公正勤勉、“如我在诉”的工作作风给外方当事人留下了深刻的诉讼体验,越来越多外方当事人选择中国作为争议解决“优选地”。

  2025年夏天,在广州南沙天后宫对开水域,“某某之星”轮上的印尼船员或许从未想过,身处异国他乡陷入绝境时,迎接他们的不是冷漠,而是来自港口国的温暖。

  “某某之星”轮1名印尼籍船员被船东遗弃(同船还有7名缅甸籍船员),船上工作和生活条件得不到有效保障,涉及拖欠工资约26万美元。

  当被遗弃的船员在饥饿与恐惧中挣扎,中国海事法院与海事局的执法人员,送去了1000多斤救命的食物和药品等物资。这不仅是雪中送炭,更是大国的一份庄严承诺:在这里,法律不仅有尺度,更有温度;在这里,每一个生命,都会得到尊重和保护。

  同时,为协助船员启动起诉工作,广州海事法院迅速对接8名船员及代理律师,两小时完成启动程序工作,并督促境外保险公司启动财务担保,在国内律所协助下直接垫付工资等费用,打破“船东不报险、保险不启动”的恶性循环,让船员安全、合法、高效的入境并返回原籍国。

  这一幕,是中国司法“人道主义底色”的生动写照。大国担当,不仅体现在宏大的叙事里,更流淌在对每一个具体“人”的关怀之中。本案“事前预警—事中救助—事后跟踪”的全过程处置,获得国际海事组织(IMO)和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ITF)的肯定,显著提升了我国在全球海事治理中的影响力。

  2020年,在山城重庆,一场关于“铁路提单”诉讼的判决,为国际规则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曾经,中欧班列上的货物因为没有像海运提单那样的“身份证”,不便于转卖和融资。企业只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风险需要自己承担。一家重庆贸易企业在欧洲持铁路提单提货时遭拒,在无司法案件先例可循的情况下,重庆两江新区人民法院(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明确了通过铁路提单实现货物流转的合法性。

  在我国积极推动下,6年后,这一源自中国山城的司法智慧,成为《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的核心条款,破解了陆运百年“有单无权”的困境,正式宣告了全球贸易全运输方式物权化时代的到来。从“中国实践”到“国际规则”,中国司法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能够提供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

  从救助落难外籍船员的人文关怀,到确立影响全球的贸易规则,中国以东方的智慧、务实的方案,彰显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担当。

  “此举措极大便利了外国主体参与诉讼,外国企业提交诉讼文件成本下降了40%。”国际商标协会高度赞赏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编写的《涉外案件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办理参考》。

  “在中国政府实施‘一带一路’政策之际,我公司对贵院表示诚挚感谢!”蒙古国某公司寄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感谢信洋溢着对中国司法的认可。

  “作为当事人,我深深感受到了上海法院的公正和高效,这让我在上海创业更有信心。”在一场法治营商沙龙上,来自法国的主厨分享了自己在上海“打官司”的经历。

  2025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天津主持“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时,面向世界郑重宣示: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从制定国际标准到分享治理经验,从化解跨境纠纷到构建合作机制,从规则追随者到治理贡献者,中国司法正以开放姿态,为全球治理注入更加坚实的法治力量。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司法的温度,衡量法治的进步;法治的进步,映照文明的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

  群众不再因材料不全被法院拒之门外,每一条真切的诉求都能得到回应,“诚实而不幸”的人终重获新生……这些点滴变化,都将沉淀为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感受、对全面依法治国的信心。

  来源:人民法院报·1版

  人民日报记者:徐隽 魏哲哲 | 记者:王珊珊 高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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