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昊

　　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近3年来人民法院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及涉麻精药品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法刑五庭副庭长刘为波介绍说，近年来，随着禁毒人民战争的深入开展，在严厉打击和有效治理下，我国毒情向好态势持续巩固拓展，毒品案件数量大幅下降。

　　刘为波说，从人民法院审理的毒品案件看，毒品滥用正在发生明显的结构性变化，依托咪酯滥用已经远超海洛因，成为仅次于甲基苯丙胺、排在第二位的毒品。

　　新型毒品滥用群体低龄化

　　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延续了自2015年以来的下降趋势，较2015年高峰时期的13.9万件下降82.93%，较2024年的3.6万件下降33.82%，已回落至2000年之前的水平。

　　“当前新型毒品犯罪案件主要呈现数量波动式增长、占比增大的特点。”结合司法审判工作情况，刘为波介绍说，近年来，随着国家禁毒工作力度加大，传统毒品得到有效遏制，一些不法分子转而瞄向医疗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作为传统毒品替代物滥用、贩卖，导致新型毒品案件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

　　刘为波说，2023年后，新型毒品案件增长迅猛。随着2023年下半年滥用严重的曲马多复方制剂、依托咪酯相继被列管，大量此类案件进入法院，新型毒品案件猛增至约1.4万件，在毒品案件中占比为39.1%。随着对依托咪酯打击及其类似物的管制，咪酯类案件有所下降，新型毒品案件数量回落至1.06万件，但在毒品案件中占比升至45%。

　　《法治日报》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新型毒品犯罪案件中，滥用群体低龄化、犯罪主体年轻化。刘为波说，未成年人成为新型毒品滥用高危人群，甚至有初中生滥用。有的青少年滥用成瘾后，又被人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或者以贩养吸，从滥用者沦为犯罪者。

　　2023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9.3万件，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被告人13.3万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万人，重刑率达20%，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约13%。

　　结合此类案件司法审判数据，刘为波说，人民法院坚持从严惩处和精准打击相结合，突出打击重点。最高法依法核准组织多人制造新型毒品甲卡西酮并向社会大肆贩卖的被告人严某柱、董某震死刑；河南法院对长期、大量贩卖医疗用麻精药品盐酸哌替啶片剂的被告人苏某和判处死缓；广东法院对大宗贩卖高纯度依托咪酯的被告人曾某衍判处无期徒刑。对于利用麻精药品实施强奸、抢劫等犯罪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人民法院将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总方针和主基调一以贯之、一体适用于新型毒品案件审判，不断加大对走私、制造、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以未成年人为主要危害对象和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的新型毒品犯罪的惩处力度，该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刘为波说。

　　确保定性准确罚当其罪

　　从人民法院审理的毒品案件看，传统毒品犯罪案件与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数量正在发生明显的结构性变化。

　　“当前，被滥用的麻精药品种类繁多，但相对集中，主要为依托咪酯、美托咪酯、曲马多、右美沙芬、合成大麻素等。”刘为波说。

　　涉案物质来源多元、种类多样，是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呈现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刘为波说，涉案物质既有境外走私入境的，也有不法分子加工制作的，还有境内医疗机构、药店、制药企业流出的医疗用麻精药品。因境内外麻精药品管制品种、程度存在差异，不法分子与境外人员相勾结，从周边及欧洲国家走私三唑仑等麻精药品，以及含麻精药品成分的“减肥药”案件时有发生。此外，一些医院、诊所、药店等也成为麻精药品流出的渠道。个别医务人员、医药从业者为牟取非法利益，利用工作之便向不法分子非法提供、贩卖麻精药品，个别患者及戒毒维持治疗的吸毒人员利用医疗机构监管漏洞获取麻精药品后加价贩卖的案件亦时有发生。

　　刘为波说，人民法院坚持从严惩处和精准打击相结合，突出打击重点的同时，鉴于新型毒品与传统毒品有别，在审理新型毒品案件时，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区别对待，充分考虑涉案毒品毒害性、纯度、滥用情况等，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对于涉医疗用麻精药品案件，人民法院准确运用相关法律规定，坚持法理情相融合，既从严惩治导致麻精药品流入非法渠道的犯罪活动，保护人民群众免受麻精药品滥用之害；又注重保障人民群众合理用药需求，确保案件定性准确、罚当其罪。”刘为波说。

　　记者了解到，近期，最高法就进一步加强医疗用麻精药品监管向国家卫健委发送司法建议，推动构建更为严密的麻精药品监管体系。国家卫健委对此高度重视，采取有力举措推进麻精药品流弊问题治理，并研究起草有关规定。各级法院针对办理新型毒品案件中发现的制度漏洞、监管盲区及薄弱环节，及时向有关部门制发司法建议，努力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积极破解“笑气”治理难题

　　记者了解到，“笑气”、丁烷、替来他明及部分麻精药品复方制剂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也不容忽视。

　　“这些物质具有与毒品相似的毒害性和成瘾性。”最高法刑五庭副庭长李晓光说，这是当前毒品治理的一个复杂课题。

　　李晓光说，人民法院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坚持依法惩治、精准施策，积极破解“笑气”治理难题。2023年，最高法印发的《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提出，要织密刑事法网，对加工、贩卖目前尚未列管物质行为，准确运用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惩处，并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对于涉“笑气”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案件，虽然不作为毒品犯罪处理，但是构成其他犯罪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以此表明“未列管不代表不该管不能管”的严正立场。

　　李晓光说，人民法院对于利用“笑气”、替来他明等实施强奸、猥亵、故意伤害等犯罪的，以及吸食“笑气”后驾驶机动车危害公共安全的，依法从严处罚，切实加大对涉“笑气”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犯罪的惩治力度。此外，人民法院通过制发司法建议等形式促推应急管理部门加强对“笑气”的管控，并建议有关部门及时开展列管评估，推动“笑气”等成瘾性物质列管。

　　近年来，毒品犯罪网上和网下交织更为紧密，“互联网+物流寄递+电子支付”等非接触式犯罪手段更为普遍，查缉和取证难度增大，给案件审判工作带来新挑战。此外，涉毒次生风险、衍生犯罪危害增大，吸食依托咪酯、曲马多等麻精药品后肇事肇祸的案件时有发生。

　　各地法院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不断加强禁毒综治工作。刘为波说，3年来，各地法院就新型毒品防治宣传、麻精药品监管、电子烟治理、网络平台管理、物流寄递规范、“笑气”管控等领域存在的问题，制发了120余份司法建议，涵盖卫健、市场监管、烟草专卖、海关、邮政、宣传、教育等部门，切实推动源头预防、规范行业秩序。

　　“人民法院坚持立足本职与协作共治相配合，凝聚强劲合力。”刘为波说，最高法认真履行国家禁毒委成员单位职责，加强与公安、检察、卫健等部门沟通协作，就司法规范性文件起草、相关法律适用、麻精药品监管等座谈研商。各地法院也不断加强与公安、检察等部门协作配合，探索禁毒协作共治新举措。

　　本报北京2月2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