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守坤

　　本报见习记者 王宇翔

　　近日，山西吕梁一养殖场内的马匹被热成像无人机投箭射杀的事件，经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后引发广泛关注。目前辖区警方介入调查，已找到肇事者。

　　据网传视频，被射杀的棕色马匹倒在地上，身上插着断裂的箭体，取出的箭头上还残留着血迹。马匹主人田先生介绍，10月18日夜间，捕猎者使用热成像无人机猎捕野猪时，空投箭体误中马匹导致其死亡。该箭体长约70厘米，重量接近1千克，肇事者称当晚山中起雾视线受阻，才造成误杀。

　　事实上，无人机捕猎相关事件今年已在多地发生。12月2日，江西分宜公安破获利用改装无人机非法狩猎案，两人被刑事拘留；同一天，四川苍溪公安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在辖区非法狩猎野生动物，民警当场抓获正在“捕猎”的三人，并查获一台改装无人机、若干不锈钢“牙签”箭体等禁用狩猎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无人机捕猎”并非全被用于非法活动。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林业部门，为解决野猪种群泛滥侵扰村民生产生活的问题，采用无人机坠箭技术开展种群调控，已取得预期效果。

　　无人机能否改装用于捕猎？合法使用与非法利用的边界在哪里？《法治日报》记者对此展开采访。

　　未获许可使用违法

　　所谓“无人机坠箭”，是指无人机携带箭形利器升空，借助红外热成像仪锁定目标，再从空中抛投利器。这种箭型利器，在业内也被称为“牙签”。

　　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低空经济法治研究院副院长张望平向记者介绍，当前各地出现的“无人机投射金属箭”“无人机挂网捕猎”等现象，本质上涉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刑法以及相关规则的交叉适用。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国家虽未明确列举‘无人机’或‘空投利箭’为禁用工具，但授权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补充禁止名录，并允许办案机关依据工具的杀伤力、捕猎效率及对公共安全的现实风险进行功能性认定。实践中，多地公安、林业部门与司法鉴定机构已通过论证确认，无人机搭载的‘牙签’式金属箭具备高度致命性和不可控性，应当视为禁用工具，触发刑法规定的非法狩猎罪构成要件。”张望平说。

　　他进一步介绍，无人机运行受《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严格规制，未经许可实施超视距、抛投物体等高风险运行，属于行政违法。因此，无人机捕猎的合法与非法边界十分清晰：只有在主管部门依法审批，用于科研、物种管理或野猪等危害性物种的专业化防控，且满足运行资质、空域管理、安全防护等前提条件时，才能构成合法例外；个人未取得许可，使用改装无人机搭载利箭、捕网进行狩猎，均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者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在电商平台公然售卖

　　记者走访天津、北京多家无人机实体门店发现，正规商家均明确表示不会承接狩猎用无人机改装业务。一位从业5年的店主透露，曾有顾客询问有无“能挂东西”的无人机售卖，他直接拒绝对方，“这种改装用于打猎的，出了事我们担不起责任”。

　　与实体店的谨慎不同，在多家主流电商平台上，无人机捕猎相关设备被公然售卖。记者输入“无人机坠箭”“杀野猪神器”“空投牙签”等关键词，均弹出多条商品链接，部分商品直接标注“狩猎专用”。一套设备包含无人机机体、高清热成像摄像头、金属空投器和定制箭矢，基础款售价约3000元，高端款可达两三万元。

　　有商家介绍，箭矢有普通款和加强款可选择，带倒钩的加强款命中后猎物难以挣脱，还可付费改装机身提高载重，实现悬挂更大箭矢或多挂箭矢的需求。该商家还承诺“私密发货”，并引导记者至私域平台交易。还有商家宣称，可传授记者无人机狩猎技巧。

　　除了直接售卖改装成品，网上还存在“零件拆分销售”模式。一些商家将无人机机体、热成像仪、空投器、金属箭矢分开，以“无人机配件”“户外工具”名义上架，客服主动提供组装指导并暗示可用于捕猎动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通航与低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国柱指出，在电商平台公然售卖此类产品，暴露了相关平台和购买者缺乏野生动物保护法律知识，也反映出公安、市场监管、林业草原、渔业主管等部门之间协调不足、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规定，禁止为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或者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发布广告；禁止网络平台、商品交易市场、餐饮场所等，为违法出售、购买、食用及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提供展示、交易、消费服务。

　　“目前对无人机捕猎及所用工具尚未作出清晰规定。”高国柱建议，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应通过联合发布部门性文件方式提出基本要求，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明确无人机捕猎相关工具和方法的禁止性规定；相关网络平台、交易市场应依据规定开展自查整改，公安部门应对私人未经批准使用无人机捕猎的行为严格处理。

　　张望平补充道，无人机坠箭捕猎涉及林业、公安、民航、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但目前各部门职责边界存在模糊。地方政策差异也加剧了监管难度，如江西部分护农队可使用无人机投掷箭具，湖南浏阳明确禁止此类行为，而其他多数地区既未禁止也未允许，导致部分操作者钻“地方政策空白”，甚至跨区狩猎。

　　严格管理规范使用

　　受访专家指出，无人机捕猎虽能提高效率，但引发了安全、野生动物保护、市场秩序监管等多重问题，亟须完善联动监管体系，推动其合法规范使用，严管无人机变“捕猎利器”。

　　高国柱分析，依据民航局相关文件精神和经营类别划分，目前无人机捕猎不属于合法经营性活动。从技术层面看，使用轻小型无人机从事飞行活动的单位，需符合特定条件（如经营性活动单位应为营利法人），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或地区民用航空管理机构申请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民航部门将进行运营安全评估并作出许可决定。

　　“利用无人机捕猎，需先解决飞行合法问题，再明确用途合法。”高国柱说，私人（含自然人或法人）不能从事经营性捕猎活动，若地方存在野猪过多等动物危害问题，可由政府部门在符合相关条例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委托持有狩猎证的猎捕者或专业机构组织猎捕，地方政府需履行监督职责。对违反规定私自猎捕的，违法程度较轻的由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张望平建议，使用无人机捕猎需获取双重许可：既要取得林业部门核发的特许猎捕证或狩猎证，也要向空域管理部门申请无人机飞行活动许可，尤其是涉及挂载或投放物品时。同时，需制定详尽方案，明确猎捕种类、数量、地点、时间及无人机和挂载工具型号，包含完整应急预案并经专家论证和主管部门审批。

　　“在实操层面，无人机捕猎需满足三项要求：一是配备专业团队和设备，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团队操作，采用侦察无人机与攻击无人机分离的组网模式，先由侦察无人机确认目标物种及周边环境安全，再指令攻击无人机行动；二是选择合适环境与时间，在开阔、无遮挡的空旷地作业，利用夜间动物体温与环境温差明显的特点，通过红外热成像技术提高目标识别的准确性，减少误判；三是加强社区协调与警示，在作业前通知当地社区和村委会，明确作业时间和区域，提醒居民避免进入，确保人畜安全。”张望平说。

　　他提到，此外所有无人机及其挂载装置（如箭矢、钢球）应在公安机关备案，符合管制刀具标准的箭头，其生产、销售和购买环节需纳入严格监管。操作人员除具备无人机驾驶资质外，还应接受野生动物识别、生态保护知识和安全操作规范的专项培训。

　　“监管层面，应整合林业、公安、民航等部门资源，构建‘空地联动’监管平台。林业部门负责捕猎审批与生态评估，公安部门查处非法捕猎及改装行为，民航部门管控低空飞行秩序，形成‘发现—追踪—查处’的快速响应流程，全面规范无人机使用行为，守护生态安全与公共利益。”张望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