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记者 孙满桃

　　原告李某（母亲）因被告庞某（父亲）在抚养女儿期间多次实施打骂等体罚行为，导致女儿身体受伤并出现重度抑郁症状，诉请法院变更抚养关系。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庞某确曾使用拖鞋、皮带等抽打女儿，造成其身体多处瘀伤，加之长期不当管教及在社交平台发布负面信息等行为，对女儿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伤害，使其一度因心理问题休学。

　　面对父亲口中“为你好”的管教，女儿的身心创伤无声地诉说着这种“以爱为名”的暴力所带来的真实痛楚。在审理过程中，长宁法院没有仅仅停留在案件卷宗上，而是主动延伸司法关怀，多次通过谈心谈话、心理疏导、社会观护等方式，认真倾听并核实了孩子渴望随母亲生活的真实意愿，同时制发《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关爱未成年子女提示》，责令父母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树立正确的养育观念，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

　　最终，法院综合考量孩子的心理创伤、母亲的抚养能力与规划，判决庞某洁自2025年2月21日起随母亲李某共同生活，二审法院也维持原判。

　　这一判决，清晰地将直接抚养人对子女的不当管教行为依法认定为家庭暴力，并据此变更抚养关系。同时，也深刻警示天下父母：家庭教育绝非不受约束的“家务事”，法律的底线不容逾越。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判决所蕴含的未成年人保护理念，正是发轫于长宁区法院的司法实践。1984年，长宁法院成立了全国法院首个少年犯合议庭，开人民法院少年审判之先河。四十余年来，长宁法院共受理涉少刑事案件近4000件，受理涉少民事案件5000余件。

长宁法院少年圆桌法庭

　　时光荏苒，今年恰逢少年法庭成立41周年。在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组织的“四中全会精神在基层·上海法院见闻”集中采访活动中，记者了解到，发源于此的未成年人保护理念已深深扎根、枝繁叶茂。

　　“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长宁区法院发现，问题少年的背后其实是问题家庭。“所以在1989年，长宁法院联合区妇联等单位，共同创办了全国首个家长学校——‘为孩子父母学校’，要求失足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离婚纠纷的当事人等参加学习，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家庭监管责任、掌握正确的家庭教育方法。”长宁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徐世亮介绍。

　　1991年，长宁法院少年刑事审判庭更名为少年案件（综合）审判庭，开始办理涉少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在此过程中，长宁法院探索并首创了包括社会调查、社会观护、犯罪记录封存、判后回访、强制亲职教育等在内的体系化的少年审判工作方法，形成了少年审判的“长宁经验”。

　　上海高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顾薛磊表示，近年来，上海法院对杀害、伤害、性侵、拐卖、虐待等各类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犯罪行为，坚持依法从严惩处，绝不手软，对犯罪性质恶劣，情节、后果严重的，依法从严从重判处刑罚，绝不姑息；加大网络“隔空猥亵”等新型犯罪打击力度。同时，对有挽救可能的失足未成年被告人依法适用非监禁刑，对主观恶性大、情节恶劣、危害严重的未成年被告人，不姑息放纵、依法惩治。

　　“我们严格落实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顾薛磊介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开发“未成年人犯罪电子档案内部查阅权限提示预警”“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犯罪记录封存通知书送达提示预警”等数字法院监管场景，努力消除未成年人回归“标签效应”。

　　上海法院利用司法大数据库等数字资源，对内做好内部监管，提升审判效果，对外及时向行政机关、群团组织推送有效数据，把准社会治理的盲区，推动社会治理效能提升。

　　如上海法院开发“人身安全保护令”送达监督预警场景，提示办案人员及时将相关文书送达属地派出所、村居委，保障反家暴执行效果；开发“涉家暴信息沟通共享机制”数字应用场景，打破家暴案件信息壁垒，向市妇联推送涉家暴信息。在案件审理中发现存在学生欺凌的，积极联动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及时协调处理，避免发展成恶性案件。

　　上海法院汲取少年法庭40余年的优秀经验，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出发，根据未成年人案件情况和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开展工作，持续发扬改革创新精神，逐渐创建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特色机制做法，成为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亮点”和“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