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一所新建学校的墙外，玉米地环绕的小村庄宁静质朴。然而，放眼望去，十几块托管机构招牌格外醒目。步入村中，这个几十户人家的村庄开了十几家托管机构，成为许多孩子在暑期的去处。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实地调查发现，这些看似提供基础托管服务的场所，实则是隐形学科培训的“重灾区”。非寒暑假期间，它们以辅导作业为主；一到暑假，“主业”就悄然转变为学科培训。

　　多位托管老师向记者透露，家长送孩子来的核心诉求，就是希望机构能教授学科知识，甚至提前学完下学期课本内容。记者在现场并未看到任何学科补习的宣传海报，但在机构负责人的朋友圈里，“补弱培优”“教完下学期一册书”等宣传语扑面而来，与《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中“托管不得开展学科培训”的规定背道而驰。

　　明面托管暗地补习

　　记者走访北京、天津等地发现，这种打着“托管”的旗号，暗地进行学科培训的“明托管、暗补习”模式，已在部分地区出现。这些机构的运作方式隐蔽：它们大多选择藏身居民楼或民房，以规避监管检查；将学科内容伪装成“作业辅导”“思维训练”或“阅读拓展”等合规名目。

　　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名为“××书院”的机构，表面开设书法、绘画课程，实则提供“作业帮托管”和“五科课程任选”，其数学思维、英语阅读等内容与校内学科知识高度重合。该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暑期托管的核心优势就是“超前预习下学期内容”，这是吸引家长的关键。

　　在采访中，记者看到多家托管机构都在极力宣传学科培训，主要形式是通过社交平台或家长口口相传。天津城郊某托管机构强调其拥有“10年以上教学经验讲师”以及“针对性教学”等核心优势。从其收费标准来看，30天1500元的暑期班明确承诺“保证教完下学期一册书”，而晚间托管每月600元的服务项目中，也包含了“作业辅导和针对性教学”等内容。

　　为吸引生源，一些机构采用“39元定金抵100元”“2人组团赠学习礼包”等营销手段。有业内人士指出，这种预收费模式虽然涉嫌违反相关规定，却能快速回笼资金并绑定客户。

　　“其实我们也知道托管机构不应该搞学科培训。”正在北京某托管机构办理手续的家长王女士坦言，“但别的孩子都在补，我们不补心里就没底，怕孩子开学后跟不上。”

　　“小课班”钻入民宅

　　更为隐蔽的“一对一”“一对多”小课班，也在一些社区悄然蔓延，成为监管新难点。

　　北京某托管机构老板向记者透露，有些公立学校教师利用假期，在居民楼内开设2至3人的“小灶班”，每课时收费高达300元至500元。“这些全靠家长私下介绍，没有宣传，遇检查就说朋友帮忙辅导孩子，很难认定违规。”该老板坦言，他自己的托管机构实际也是一位公立学校行政岗教师在打理。

　　记者注意到，一些受访家长的社交群中，类似“数学思维提升小组”的招募信息十分活跃，常以聘请“清北在读生”为噱头，课时费逼近千元。为躲避监管，授课地点会在参与家庭间轮换。“学校进度满足不了孩子需求，只能这样‘加餐’，轮流提供场地也不易被发现。”一位参与其中的家长这样解释。

　　记者调查发现，以“住家保姆”“成长规划咨询”等名义捆绑学科辅导的服务也悄然出现，收费高昂且形式隐蔽。

　　北京的吴女士就为自己上小学的女儿聘请了一位“住家保姆”，每天4个小时600元，周一到周五上课，负责教授语数外科目，主要是预习下学期的课程。不过这属于中间价位，如果是在职教师“一对一”会更高，一天要2000元。

　　焦虑催生补习暗流

　　暑期违规培训为何屡禁不止？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分析，其核心根源在于教育评价体系的单一性与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在现行中、高考选拔机制下，分数是主要标尺，这直接导致一些家长陷入“别人补我也得补”的剧场效应。

　　“一些家庭将教育投入视为‘防御性支出’，宁可节衣缩食也要保障孩子补习，形成‘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循环。当优质资源集中在少数学校，升学又主要看分数时，一些家长为了孩子的未来，无奈选择校外培训这条路。”姚金菊说。

　　盈科北京刑民行交叉法律事务部主任韩英伟指出监管执法层面的三大难点。首先，法规衔接不足，对“隐形变异培训”的认定标准过于模糊。其次，执法协同有待进一步提升。教育部门作为主责单位却无强制执法权，发现违规线索后需移送其他有执法权部门，过程中极易导致证据灭失。最后，惩戒力度薄弱。对小课班个体违规者，常以“家庭劳务”“朋友互助”等借口成功辩解规避处罚，即便被查，处罚也较轻，难以形成震慑。

　　姚金菊进一步补充了监管体系的深层次短板：针对民办校外培训的专项立法缺失，高准入门槛反而使伪装成“教育咨询”“文化公司”的机构长期游离于监管之外；教育部门负责办学许可，市场监管部门主管登记，跨系统信息壁垒导致审批与监管一定程度的脱节；现行监管侧重事前审批，对运营中的动态风险管控存在一定不足，面对“一对一私教”等变异形态，因执法资源有限、需求巨大及教学私密性强，治理难度较大。

　　针对乱象，姚金菊建议，加快校外培训管理条例出台步伐，明确学科类机构强制非营利属性、非学科类实行收费上限管制，同步修订处罚依据，将“超前教学”“无证办学”纳入明确禁令，并通过类型化条款清晰界定各类隐形变异培训情形，提升执法可操作性。同时，建立教育部门主导的审批准入机制，打通教育审批与工商登记数据链；设立省市级跨部门执法专班，整合相关部门力量；重点建设全国统一监管平台，归集机构资质、资金流水、师资档案，实现“一网通查”。

　　“在运营监管上，准入端严控学科类机构增量并做实师资场地审查；运营中强制预收费银行托管，结合信用惩戒打击‘卷款跑路’；退出端建立黑名单与联合惩戒，实施行业禁入，并拓宽社会监督渠道。”姚金菊说。

　　在姚金菊看来，必须从源头减少违规培训需求。首要任务是大力落实义务教育优质资源均衡发展，通过师资流动切实缩小校际差距。深化教育评价体系改革至为关键，需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质性纳入中考招录体系，降低唯分数倾向。同时，扩容公共服务供给，依托社区广泛开设公益暑托班，由政府购买文体、科创等优质非学科服务，为家长提供多元、可靠的选择，缓解其焦虑。（见习记者 王宇翔 记者 韩丹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