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文丽娟

　　本报实习生 高紫琦

　　一件网购的白大褂，一个伪造的胸牌，一段精心编排的话术——网络直播间里，假医生们以此包装成“三甲名医”引流卖货。更有甚者，连“演员”都省了，仅凭助理引流，或利用“挂靠认证”蒙混过关。这些假医生不仅掏空了一些消费者的钱包，更可能延误患者治疗、摧毁医患信任。

　　中央网信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于今年8月1日联合发布《关于规范“自媒体”医疗科普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剑指假冒医生身份、虚假科普等行为，要求平台坚决清理。

　　针对假医生的治理等相关问题，《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山西大学法学院讲师陈川、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杜秀军。

　　记者：网络假医生的行为有哪些社会性危害？是否有必要建立医疗科普内容的权威性评级机制？

　　杜秀军：危害是巨大且深远的。它污染了网络医疗信息环境，使信息真伪难辨，挤压了正规科普的生存空间，侵蚀公众对医生和医疗机构的信任，降低整个行业公信力。后果包括公众健康受损、财产损失、医疗科学素养提升受阻，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建立权威性评级机制非常有必要。通过对发布者资质、内容科学依据、信息准确性等进行评估分级，可以帮助公众快速识别可信信息，促进优质科普传播，抑制虚假信息危害。

　　陈川：《通知》中提出了分类核查认证账号资质的办法，当前较为有效的规制路径是，需将科普视频发布主体的资质信息，与卫健委登记备案的医疗机构及执业医师信息、高校医学专业在校生学籍材料等进行交叉核验，经认证通过后方可允许其发布相关科普内容。

　　记者：实践中，假医生行为导致患者延误治疗的案例不少。这种情况如何作出处理？

　　杜秀军：当假医生行为导致患者延误治疗但无法直接证明因果链时，定罪量刑较为复杂。危害结果也很难直接量化，但可通过收集相关证据，如患者病情恶化情况、假医生与患者互动内容，患者接受假医生指导后的行为，以及同类案例情况等，综合判断假医生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链。

　　若假医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诱使患者购买“秘方”等，可能构成诈骗罪。若其通过广告等形式，对医疗效果等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则可能构成虚假广告罪。具体是否加重处罚，需根据案件具体情节和法律规定来确定。

　　陈川：诈骗罪在此类案件中具有较强适用性。关键在于证明假医生存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如宣称“秘方”能根治，和患者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付款购买）。财产损失数额明确即可追责。若其通过自媒体向不特定多数人传播虚假信息实施诈骗，符合刑法规定的酌情从严情节，量刑时可加重处罚。

　　对于平台，若未履行对广告内容的审核义务，主要面临的是行政责任，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罚，或民事赔偿责任，一般不直接构成虚假广告罪的共犯。

　　记者：对于根治网络假医生乱象，您有何具体建议？

　　陈川：治理核心在于平台，建议强化平台监管责任。在账号认证环节，需确保其信息与国家官方部门登记数据完全一致方可通过认证，未通过认证的账号不得发布任何医疗相关视频。同时，优化平台审核团队。视频审核人员应具备基础医疗知识储备，以对视频内容的可信度进行甄别，至少需具备识别明显违背医学常识内容的能力。

　　规范视频发布规则。发布的视频需明确标注“如有不适，请立即线下就诊”等类似提示语，以此警示用户该视频不能作为诊断依据。

　　明确惩处细则。明确在自媒体环境下，构成诈骗罪、虚假广告罪以及非法行医罪等罪名的具体情形和认定标准，为司法实践提供更清晰、准确的法律依据。对于认定构成犯罪的假医生行为，依法处罚。情节严重的，可考虑适用从业禁止规定，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从事与医疗、自媒体相关的活动。

　　建立全民监督机制。医疗机构、社区、公益组织等联合，利用线上线下渠道（社区讲座、短视频、公众号）普及健康知识和防骗技巧。在平台和政府网站显著位置公布便捷举报方式，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形成社会共治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