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天骄

　　预付卡还在手里，门店招牌却悄然更换，新店对退款诉求置之不理，原店老板早已消失无踪——近年来，预付式消费门店私下转让、消费者权益受损的乱象频发。针对这一新痛点，治理的关键在哪里？

　　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指出，破解难题的关键在于构建覆盖事前审查、事中监控、事后救济的全过程治理机制，并借助技术手段推动制度有效落地，切实保障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和救济权。

　　“防止‘暗箱变更’的第一步，是把好经营主体的准入和变更关，从源头遏制恶意转让。”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彭錞说。

　　他认为，在事前环节，应通过强化准入和变更登记制度，提升对预付式经营主体的实质审查强度。例如广东深圳已明确要求，凡涉及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变更的预付式经营企业，须采用线下方式办理登记，并提交变更承诺书，避免“空壳转让”或“借壳逃责”；同时，2025年2月10日起施行的《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也为打击“职业闭店人”提供了依据，规定当存在滥用法人地位、恶意规避债务等情形时，登记机关可不予或撤销登记，从登记源头封堵经营主体“洗牌式”逃责路径。

　　彭錞建议，在事中监管方面，地方政府可借鉴上海、山东济南等地经验，探索行业分类监管与资金托管制度相结合的路径。

　　例如，上海自2025年起对体育健身行业实行“限期、限额、限次”的预售管控政策，引导小额短周期服务，防止“超售”；济南推出的“预付宝”模式通过银行信托账户对消费者资金实行全额监管，实现“消费一笔、扣一笔”的动态清算机制，有效避免经营者卷款“跑路”、转店甩锅。

　　“当然，这种监管账户制度要发挥作用，前提是要落地执行。”彭錞说。

　　他指出，在事后救济层面，应加强司法保护力度与机制协同。2025年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已明确规定：消费者遭遇门店关停且经营者逃避退款的，可主张惩罚性赔偿，且在举证方面赋予消费者有利推定规则，经营者若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交预付卡信息、消费记录、合同文本的，法院可据消费者陈述认定争议事实。此外，还应推动跨区域消费者保护机制建设，如建立全国统一的预付式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实现消费合同留痕、投诉维权路径可追寻、企业责任主体可识别，切实减轻消费者维权成本。

　　在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商法研究所教授朱晓娟看来，最关键的是消费者自身的风险防范与积极维权意识：从建立消费关系时就要有法律意识，签好合同，认真阅读和理解合同条款；保持相对规律的消费频率，做个“有心人”，留意门店经营状况，一旦察觉风险苗头，应及时采取行动，如要求退款等；每次消费后及时记录拍照做好记录，留存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