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岁孩子就能下单、五岁孩子欠款千元……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电商平台面向用户推出“先用后付”“免密支付”功能，却未及时设置“防火墙”，导致未成年人在电商平台上频频“0元下单”，有的家庭甚至因此背上债务。

　　黑猫投诉平台显示，有未成年人通过“先用后付”购买商品200件、总金额8000多元，而家长毫不知情，事后，平台拒不取消订单，并要求补交欠款。究竟该如何规制未成年人的“信用消费”？

　　未成年人“先用后付”屡屡“被负债”

　　“要不是女儿的零花钱不足以支付订单主动找我，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欠了债”。”福州市民程女士告诉记者，14岁的孩子自行在某平台上未经实名认证就开通了“先用后付”服务，一周左右时间内下了5单共计100多元，而她对此一无所知。

　　程女士展示的订单中，孩子均是通过“先用后付”功能完成了“0元下单”，收货后通过第三方钱包内的零钱扣款。

　　这并非个例，未成年人在使用“先用后付”功能后“被负债”现象时有发生。

　　有家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说，13岁的孩子使用家长的平台账号，通过“先用后付”先后购买200单合计8550余元的商品，其中还包含4台二手手机。“不用身份验证就能直接下单，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该家长说。

　　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关电商平台“先用后付”功能的投诉量高达近1.2万条，其中有不少是关于未成年人“误触”导致的交易纠纷。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未成年人在使用“先用后付”服务时未必得到父母授权，实质是“强迫父母买单”。父母发现问题时，消费账单或已逾期，甚至超出家庭承受范围，这些都可能对家庭信用造成损害。

　　“大部分孩子在购物时，不清楚自己的消费能力。”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先用后付”给未成年人营造了“钱就是数字”的印象，容易使未成年人落入“超前消费”和“冲动消费”的陷阱。

　　缺乏使用门槛的“先用后付”，也可能让未成年人买到“不该买”的东西。

　　有家长在投诉平台上反映，孩子通过“先用后付”在某电商平台上购买到成人用品，家长在拆快递时才发现。“平台甚至不核验指纹或密码。”一些家长认为，“零验证”意味着“零门槛”，未成年人的身心可能被一些“特殊商品”所伤害，其中隐藏巨大风险。

　　好开不好关，无需严格身份验证

　　记者调查发现，对未成年用户而言，“先用后付”功能存在“好开不好关”、无需严格身份验证等漏洞。

　　部分电商平台依赖第三方“信用数据”为用户开通先用后付功能。例如，某平台在用户开通“先用后付”功能前需查询该用户的在第三方平台的“支付分”。记者查询第三方平台“支付分”的服务协议发现，该信用服务并未对用户年龄做出特别约定。在电商购物平台开通一次“先用后付”服务后，未成年人购买平台上的各类商品就可以直接“一键免密”操作。

　　诱导式开通先用后付让未成年人更易中招。“当你在结算页面多次收到“立即开通享N元立减”的弹窗时，手指已不自觉点击了确认键。”有消费者反映，平台会以“0元下单”“免费试用”字样引导开通“先用后付”功能，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不少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通了该功能。

　　记者发现，平台引导用户开启“先用后付”功能的操作令人防不胜防——红包弹窗像游戏里的宝箱不断跳出，不断的“倒计时”制造紧迫幻觉，而“信用额度”的变化也激发出人的攀比心理。

　　那么，关闭该功能又该如何操作？

　　在某电商平台App中，记者在设置菜单中搜寻良久，才发现“先用后付”的关闭通道。在试图关闭过程中，用户需选择关闭“原因”，而无论选择哪种“原因”，平台都会以各种理由“挽留”。确定“关闭”后，却弹出“再用用看”的引导，好不容易关闭的功能又可能重新打开。

　　在“先用后付”功能下，密码“形同虚设”。

　　多家平台在开通“先用后付”功能后，交易都无需输入密码或进行任何验证即可直接执行。某电商平台App，记者在关闭了“免密支付”后，使用“先用后付”功能依然无需输入密码或人脸、指纹验证。

　　尽快堵住未成年人“0元下单”漏洞

　　家长是约束未成年人“信用购”行为的第一责任人，而社会与平台企业也应履行相应职能，共同为未成年人构建健康的消费观。

　　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监护人应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同时对其民事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北京康达（厦门）律师事务所张翼腾律师认为，家长对手机和账号保管不善，放任或者过失导致未成年人操作“先用后付”功能的行为和事实发生，则家长有过错，其应为而不为，应自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张翼腾建议，相关行为发生后，家长仍可依据法律法规或者网购规则及时采取事后补救措施，如“七天无理由退货”，及时退货退款，挽回损失。建立健康的消费观，是家庭和社会对未成年人应尽的责任。

　　此外，家长应管理好自己的手机，同时，定期查看各类电商平台App的支付设置和相关订单。对于因未成年人使用“先用后付”造成的财产损失，及时固定证据，向包括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在内的渠道进行反映。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建议，有关平台企业应采取多种技术手段，避免未成年用户使用“先用后付”功能，并设立专门渠道以处理监护人的投诉和举证，切实履行经营主体的社会责任。

　　储朝晖认为要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指导家长帮助未成年人规范消费行为，塑造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在学校或社区学堂中开设“亲子消费课堂”，帮助家庭认识新型消费场景、辨识消费陷阱、了解消费维权知识。

　　（新华每日电讯报记者颜之宏 黄景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