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卉（桂林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为在法治轨道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健全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集智聚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为打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营造和谐安定的法治环境。

　　一、树牢法治思维,强化法治意识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纠纷，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鲜明特征。我们牢牢把握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强化法治意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各项工作。

　　树立法润民心理念，深入浅出讲清“法理”。我们根据桂林实际情况，结合桂林山水、民族特色培育法治品牌，建立健全法治宣传教育长效机制，推动普法工作逐渐从“粗放普法”向“精准服务”转变，用群众语言诠释法理，用鲜活案例讲清法理，引导群众强化法治思维，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

　　树牢执政为民理念，循循善诱讲透“道理”。坚持改进说理方式，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准确把握群众的情绪和诉求，“对症下药”辨曲直、消疑惑。大道理要讲得具体生动、入心入脑，让群众认同并遵守；小道理要讲得恰如其分、入情入理，让群众看到客观公正的立场。通过耐心细致地把政策讲清、把道理讲明、把利弊讲透，引导群众妥善处理利益关系，合法合理合情地争取正当权益。

　　树牢以人为本理念，设身处地讲明“情理”。情理是法理、道理之外又一辨别是非的标准。我们牢固树立服务理念，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高度关注群众的利益诉求，正确处理法律与感情、纪律和人情的关系，把化解矛盾纠纷、实现群众合理愿望作为努力的目标。

　　二、压实各方责任，依法履职尽责

　　构建高效协同的多元解纷体系是一个综合性、长期性的艰巨任务，明晰责任有利于推动落实。我们坚持压实责任，明确相关各方的具体责任并督促落实，以达到预期目的。

　　健全责任体系。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各部门各司其职的责任体系。各级党委部门统筹推进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依法按政策及时就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严防风险上行。各有关部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对本行业、本领域易发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及时妥善处理职权范围内的矛盾纠纷。

　　发挥政法职能。审判机关立足审判职能，通过司法建议等方式依法有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完善以检察听证促纠纷化解等机制，促进民事纠纷妥善解决、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公安机关实施主动警务、预防警务，强化对辖区内矛盾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处置。司法行政机关强化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等指导，整合基层法治服务力量，提升矛盾纠纷前端预防、就地化解质效。

　　坚持内外联动。与党委、政府、基层组织等形成良性互动，在广西率先试行“‘三方四家’（三方即政府、企业、职工；四家即劳动行政部门、工会组织、工商联、企业联合会或企业家协会）＋法院＋司法”的劳资争议多元联合调处工作模式，在工业园区设立巡回法庭、涉企纠纷联调中心，为企业提供“一站式”“门诊式”法律服务。成立桂林市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联合调处中心，为互联网时代新就业形态发展提供司法支持。

　　加强社会协同。将纠纷解决机制、诉讼服务手段向一站式集约集成，结合辖区纠纷类型特点，搭建多种类型纠纷化解平台，实现制度机制、工作程序、调解效力的有效衔接。通过税收支持和政策激励，加强相关法律工作者权益保障和奖励，广泛吸收法律服务志愿者，引导其主动参与基层公共法律服务。

　　三、打牢基层基础，织密法治网格

　　基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的主要场所。我们有的放矢，在抓基层、打基础上持续使劲发力，多元解纷消除隐患。

　　依托综治中心聚力。完善“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市县乡村综治中心全面建成。县乡两级综治中心推动自身与诉讼服务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信访接待大厅等整合，对矛盾纠纷“一扇门”受理、“一站式”化解，做到纠纷联解、平安联创。村（社区）强化排查、预警、化解等“第一道防线”功能。

　　建强专业队伍增效。坚持做好人民调解，以乡村两级人民调解委员会为重点，配齐配强力量，加大培训力度，强化专业调解能力，对矛盾纠纷应调尽调。做实行政调解，各职能部门依法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污染等方面的行政调解，妥善化解矛盾。做强司法调解，提升司法调解质效，对起诉到法院的纠纷，由法院组织诉前和诉中调解，促进实质性化解。做细行业性专业性调解，聚焦矛盾纠纷多发领域，推动健全金融、医疗等领域调解组织，确保专业性问题得到专业化调解。

　　借助前沿科技赋能。桂林市综治中心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强化与各部门的衔接协同，加强分析研判和统筹协调。建设县乡村三级“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平台，打通矛盾纠纷化解数据流通渠道，实现“一网共享、社会共治”。推进县级社会安全稳定风险指数平台建设，通过开发手机应用程序等，推动基层治理向云端化、移动化变革。

　　四、健全运行制度，推动崇法善治

　　机制带有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我们注重建立并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机制，在源头预防和多元化解方面投入大量人员力量，加强工作管理和保障，提升定分止争能力。

　　完善源头预防机制。坚持依法决策，严格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健全公示、听证、专家咨询论证等制度，防止因决策、审批等前端环节工作不当引发矛盾纠纷。规范执法司法权力运行，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治理，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等法定化。坚持惩处与教育相结合，通过释法说理、警示告诫等非强制手段，让执法更有温度。完善监督制度，提升政法领域执法司法质量和公信力。

　　完善排查预警机制。落实矛盾纠纷三级管控机制，压实村书记（网格长）、辅警、乡镇政法委员等基层力量责任。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分析矛盾纠纷形势，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排查研判，提出工作建议，制定调处方案。对群众申请调处的矛盾纠纷，统一登记受理，实行“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

　　完善多元化解机制。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健全各级政府负总责、司法行政机关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机制，强化法院特邀调解、检察院听证作用。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探索完善人大代表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的制度化渠道，充分发挥律师、公证、法律援助等力量作用，完善多种化解方式衔接联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