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验室里找到隐匿的犯罪线索

　　一把断裂的、木柄上缠着黑胶布的橡胶榔头，是2002年一起“摩的”司机遇害案现场留下的唯一物证。18年后，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刑技中心生物物证室副主任杨帆凭借卓越的技术和细致的分析，从黑胶布上的细微痕迹中提取到关键生物信息，为案件侦破提供了一锤定音的证据。

　　跟一般人印象中的“神探”形象不大一样，杨帆看上去斯斯文文，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实验室里工作。就是这样，他和同事却能让肉眼看不见的痕迹显形，让极少量元素重建案发经过，在不断滚动的数据中找到隐匿的犯罪线索。

　　自2014年从警以来，杨帆经手生物物证1万多件，为2000多起刑事案件提供关键线索，仅在5年内就直接助力破获了46起命案积案。他创新研发的“复杂亲缘指数计算软件”，不仅显著提升警方破案效率，还帮助230多个失散家庭重新团聚。

　　“看不见”的证据

　　中山北一路803号，久负盛名的“刑警803”大院，一间满是精密仪器的实验室里，杨帆和同事正忙碌着。不仅要从案发现场搜集的检材中找到凶手留下的线索，杨帆还要分析其他现场痕迹，来完整还原案发经过。从这些细小的痕迹中提取的信息，往往成为破案的关键线索。

　　1997年初夏，淀山湖畔的灌木丛中发现一具无名女尸。死者仰面朝天，面部和胸部被一块重石压着，尸体不远处有一个旅行包，里面有几件衣物和未完工的绒线衫。法医判断，死者系生前被他人用钝器打击头部致死。

　　这起案件的侦查在当年陷入困境：无死者身份、无社会关系可排查、无侦查和技术手段可使用。“这些年我们不时就会把过去那些积案的物证拿出来重新做一遍。”杨帆说，随着技术进步，过去一些案件中无法提取生物信息的，现在能够提取了。2021年，他把死者的贴身衣物剪成几十片，交叉运用多种新科技，成功提取到两名男性的生物信息。经过排查比对，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不久之后，该男子落网，承认了作案的全过程。

　　杨帆说，从检材上测出存有生物信息后，就会送进实验室里进行“扩增”程序，让生物信息复制到足够进行检测分析的量。“而且，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是全世界都认可的认定人身的证据。”

　　即使无法立即从数据库中比对出有效信息，生物信息的检测也能为破案提供方向。这些年，杨帆从勒死死者的毛巾背面、被遗弃的行李箱塑料内层角缝中，甚至墙皮上都找到过破案线索。

　　既懂医学又懂刑侦

　　“从现场寻找可能存在生物信息的痕迹，到最后分析确定结果，全部都需要我们来认定。”杨帆说，“机器只呈现客观的信息，只有人的参与，才能让这些信息的价值得以发挥。”

　　回到本文开头的“摩的”司机遇害案，那把榔头上除了被害人的血迹外，当年的侦查手段没能提取到其他物证。此后的技术检测中，技术员提取到的生物信息始终有残缺，难以明确嫌疑人。

　　2020年，这件物证摆在了杨帆案头。“榔头经过河水浸泡，再加上岁月侵蚀，需要考虑流水冲刷、细菌蚕食的影响，又要尽可能排除后期污染，保护好检材，难度非常大。”他先推演作案过程，精心设计提取方案，然后再用多种方法交叉检验。两天后，杨帆终于在包缠榔头的黑胶布上找到突破口，并使用“化整为零”的新方法，提取到可靠生物信息。通过反复实验和交叉比对，他最终证明，这些信息是可以当作证据使用的完整生物信息。一周后，潜藏了18年的凶手归案，尘封的真相终于大白。

　　杨帆说，作为公安部门的专业技术民警，既要懂医学，又要懂刑侦。而站在法律角度，案件的线索和证据，更讲求唯一和可溯源，“所以每次检验比对都要慎之又慎，不能轻率地出具结论”。

　　技术助力“团圆”

　　杨帆不仅利用生物物证帮助破案，还致力于失散亲人的亲缘关系认定工作。

　　2021年7月，家住上海的63岁老胡向警方求助，他从小被人领养，与亲人失散，希望找到自己的亲生家庭。

　　全国打拐数据库比对无果后，杨帆使用自己研发的“复杂亲缘指数计算软件”，发现身在江苏句容的方先生可能与老胡属于同一个家族，存在亲缘关系。杨帆设法重建了已去世的方家父母基因模型，再与老胡生物样本开展比对，最终确认了老胡与方家兄弟姐妹的亲缘关系。白发老人与亲人重新团圆的场面，也让杨帆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更深的价值认同。

　　由杨帆领衔建立的生物物证室，已经成为全国唯一由省级公安机关主办的法医物证领域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目前他正在推进全国首家新型生物物证数据库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