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虚假资历谋求晋升、隐瞒规避存在问题……个人档案岂能“整容”

　　深入纠治档案造假

　　领导干部的个人档案记载着年龄、工龄、学历、经历、身份信息等重要内容，是干部成长的“历史凭证”，也是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然而，一段时间以来，领导干部档案造假的问题仍有发生，扰乱选人用人机制的正常运转。

　　档案造假是欺瞒组织的表现，绝非小事小节；深挖相关案件背后成因，更暴露出权力干预、缺乏监管等问题。近年来，多地纪检监察机关坚决纠治领导干部档案造假问题，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对个人档案“动手脚”，或为提拔晋升提供“便利”，或为隐瞒规避存在的问题

　　“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承揽案源，我不断弄虚作假，包装自己……”这是四川省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副总经理陶泽华写下的忏悔。

　　陶泽华出生于原宜宾县一个偏远山村普通家庭，从小有着要出人头地的“雄心壮志”。为了能够进入“体制”，实现“人生发展目标”，陶泽华动起了歪脑筋。

　　1995年，尚未取得大专学历的陶泽华找人伪造某大学专科毕业证，报名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获取了律师资格证。此后，陶泽华先后担任过法院聘任制书记员、律师、律师事务所主任、四川港荣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务。2016年，宜宾市组织系统清理干部档案，要求已担任港荣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的陶泽华提供毕业证、学籍资料等证明材料。陶泽华通过购买虚假的某大学本科毕业证、学位证、档案资料等提供给组织部门，成功蒙混过关。

　　经查，陶泽华多次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和下属所送的礼品礼金，共计30余万元。此外，陶泽华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在工程项目获取、款项划拨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128万余元。

　　2020年11月，陶泽华受到开除公职处分；2021年11月，陶泽华犯受贿罪、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串通投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三千元。

　　除了年龄、学历等造假，一些干部还因隐瞒、不如实填报个人档案资料受到处分。

　　上海市青浦区某单位下属事业单位党员干部成某是一名“80后”。2009年，成某因醉驾被公安部门查获，受到行政拘留、罚款、暂扣驾驶证等行政处罚。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成某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日后入党以及事业发展，于是选择加以隐瞒，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直至党员转正时，一直未如实向组织报告该情况。

　　2021年，成某所在党委基层党支部换届时，其作为支部书记候选人初步人选，按照要求需要提供个人有无违法犯罪记录的证明。成某通过上海市“随申办”查询时，发现能够查询到自己曾经因醉驾受到公安部门行政拘留的记录。然而，成某依然怀着侥幸心理，在填写干部人事档案、签字确认“企事业单位人员基本信息审批表”时，始终未如实报告因醉驾受到行政拘留的情况。

　　“作为党员干部，在记录着个人履历的人事档案中，不如实填报、弄虚作假，实质上就是对组织不负责、对自己不负责。”青浦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告诉记者。2023年10月，成某因违反组织纪律，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档案造假突出表现为谋求仕途进步和规避存在问题两种情况。”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主任贾里康告诉记者，在谋求仕途进步中，造假重点集中在年龄、党龄、工龄、学历、经历、干部身份和家庭成员身份的“三龄两历两身份”等内容，有的多次修改，有的多处修改，以虚假资历谋取职务的提拔晋升。规避存在问题则是从档案中将不良记录，如曾犯错误、近亲属的问题记录等篡改或者删除。

　　造假破坏了档案资料的严肃性与权威性，触碰了纪律红线

　　杭州市钱塘区纪委常委郑敏珍介绍，从一些违纪违法干部案例看，档案造假的“高发时段”集中在其工作早期，高发地带则相对集中在基层。对于级别较高的领导干部，各方面监督更全面，造假空间相对小，但其拥有更多把虚假档案转为“既定事实”的权力和能力，在纠治档案造假问题中也应予以关注。

　　“此外，提拔前和换届选举前、跨地区调动前后也容易成为履历造假的‘易发环节’。”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告诉记者，个别干部为达到选拔需要的在基层或某个职级的工作年限、最低学历等要求，选择在档案材料中虚构、增加工作经历或者提供假文凭。跨地区调动时，由于异地考察干部存在衔接盲区，也易发生造假。

　　档案造假为何禁而不绝？究其原因，是由于少数干部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轻易不会被发现，一旦成功则能为提拔晋升提供实在的“便利”，因而铤而走险，尝试博取更大的收益。

　　“少数干部档案造假问题之所以长期不被发现，主要原因是档案所涉范围广、造假隐蔽性强、查处难度大，特别对于较早时篡改、伪造档案资料的情况，因时间久远、跨度较长等原因，在认定和处理上存在较大难度。此外，个别地方和部门对干部档案管理较为松散、对干部选任监管不足、对发现的档案造假行为惩处不够，也从一定程度上为干部实施档案造假提供了‘便利’、壮了‘胆量’。”钱塘区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干部科科长魏代龙说。

　　档案造假绝不仅仅是改几个数字，或者增减几份资料的问题。郑敏珍告诉记者，从直接后果看，造假破坏档案资料的原始性、严肃性、权威性，削弱了档案应有的价值和作用；而就潜在影响看，造假伤害社会公平正义，破坏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事实上，档案造假不仅触碰党纪党规，还可能触犯法律、涉嫌违法犯罪，代价沉重。”

　　“干部档案造假，往往还伴随着其他形式的贪污腐化。比如在假档案的‘疏通’过程中，可能产生各种权力利益交易。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对造假者一查到底，还要以此为切入点，全面查清其背后的腐败问题。”洛江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坚持从政治上看问题，加强源头管控，做实做细档案日常监督管理

　　对党忠诚老实是对党员干部最基本的政治要求，也是党员干部最重要的政治素养。加强档案造假的源头管控，既要做好过去存量的“清淤”工作，也要做好“防污”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档案造假问题“重拳”频出，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以制度规范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整顿干部履历问题；通过巡视巡察，着力发现干部档案造假问题线索；严肃处理并曝光相关责任人，通报典型问题。《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明确规定了“篡改、伪造个人档案资料的”应当适用的处分种类和幅度。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考察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组织(人事)部门必须严格审核考察对象的干部人事档案”，考察材料必须包括“审核干部人事档案、查核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听取纪检监察机关意见、核查信访举报等情况的结论”。《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则明确，“纪检监察机关、巡视巡察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对干部人事档案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干部档案造假的处罚力度，对造假者一经查实，必须严厉惩处，追究默许、参与和帮助造假者的责任。同时，做好典型案例通报等警示教育工作，强化震慑警醒作用。”贾里康说。

　　陶泽华案件发生后，宜宾市纪委监委下发以案促改通知书，宜宾市国资委党委深刻剖析了陶泽华案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向港荣集团党委提出整改事项，要求充分发挥好案件的警示教育、治本功能，通过以案促改实现“查处一案、教育一线、警示一片、规范一方”的综合效应。港荣集团党委、纪委梳理出19项具体整改举措，细化为动员警示、自查自纠、建章立制3个阶段的整改推进方式，在教育引导干部职工筑牢思想防线的同时，不断健全管理制度，堵塞监管漏洞，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青浦区纪委监委以案为鉴，努力做好执纪办案“后半篇文章”。“我们通过以案说纪、以案明纪，以身边人、身边事进行案例警示，向广大干部传递档案规范管理和使用的重要意识。通过各级纪检监察组织面向全区各单位进行工作提示，督促各级党委、党组做好档案规范管理使用宣传的同时，积极进行自查自纠，发现问题即知即改，有违纪违法行为绝不姑息。通过正反两面引导，一方面树立干部客观真实填报信息、档案管理部门依法管理档案、规范使用档案的意识，另一方面告诫干部违反规定不当使用档案的后果，最大限度杜绝档案造假的隐患。”该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说。

　　多名纪检监察干部建议，要加强档案日常监督管理，积极推进数字化建设。同时建立健全干部任前审核制度，坚持“凡进必审、凡提必审、凡转必审”的任前核对制度，严格审查拟任干部的档案，把好审核关口。

　　探索信息化管理，完善干部人事数字档案。为把牢档案“管理关”，江苏省句容市纪委监委探索构建预警防范与常态化监督机制，推动全市层面搭建档案材料归档、入库、保管、借阅、转递等“建、管、转、用”全流程闭环工作体系，确保每一本档案“查有出处、问有去处、追有轨迹”，抓实干部档案源头管理。积极探索“电子化+纸质化”“双化”管理模式，推动主责部门对3500余份干部档案分层分类进行扫描，以“数字赋能”切实提高干部人事档案管理的便捷度、精确度。

　　监督推动档案管理制度化标准化。近期，河南省开封市纪委监委驻市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按照《开封市组织人事系统干部档案和干部信息管理制度》要求，联合市委组织部相关科室开展市管干部人事档案管理标准化专项监督，重点查看了档案库房安全防护设施，督促严格做到档案库房、阅档室、档案管理人员办公室“三室”分开。严格执行档案转递制度，及时通过机要交通转递或专人送取档案，严禁干部本人自带或邮寄档案。

　　“干部人事档案是干部个人信息的‘记录仪’，是公道正派选拔任用干部的‘信息源’。我们将充分发挥派驻‘探头’作用，以监督促进驻在部门优质高效开展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该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本报记者 李云舒

　　(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