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界面新闻4月13日报道，近日有游客在四川成都一公司租赁用车1天后，归还验车时发现车辆大灯有微小划痕，商家不仅拒绝退还押金，坚持更换大灯，并要求游客承担更换配件费、误工费、折旧费等近7万元。当地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后，对该商家做出了行政处罚，商家退还了消费者押金。

　　需要厘清的是，涉事公司被罚，并不仅仅因为“提灯验车”，而是被查出有其他违法行为。此前的“提灯验房”事件，其实也是如此。房东被行拘系因拿砖块砸人，“依法依规处置”也是因其房屋存在违建。至于引发争议的“提灯定损”，则以“经教育后退还赔偿金”而告终。

　　现实生活中的不少纠纷，往往不会存在“提灯定损”之类的极端情节，但这些寻常普通的案件也常常很难引起舆论关注。如果再没有有关部门严格执法和司法，受害者很可能陷入维权无门的尴尬。从“提灯验房”到“提灯验车”，寻求法律的帮助为什么并不是当事人的首选？为什么维权者不拿起法律武器？

　　不同的“提灯验×”可能有着相同的维权困境：一方面，对多数人而言，打官司的时间成本、误工成本、交通成本等等，都是“不能承受之重”，甚至还可能产生不少“间接损失”。另一方面，还因为一些违法行为成本过低，而法律惩戒手段有限。一些维权方投入的各项成本加上消耗的公共资源，要远远超出败诉方成本。

　　能否由败诉方来承担维权方必要的维权成本？这一解题路径或许可以予以考虑。我国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也有专业人士指出，可以考虑将维权方所投入的必要成本纳入到赔偿范畴里，因不法者而被过度占用、滥用的司法资源等公共资源，也应该由有关违法行为人合理分摊。

　　无论如何，纠纷案件在“调解”“教育”之外，要构建起更加通畅、精准、有力的维权渠道。让守法的人敢于拿起法律武器，让作恶的人害怕登上被告席，个体权益才能得到更好保护。否则，按下葫芦浮起瓢，收拾了“提灯验车”，也难保还有下一个“提灯验×”或其他变种。（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