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收？向谁收？怎么收？骑手、顾客、平台等各方意见不一

　　多地外卖柜面向骑手收取服务费引争议

　　受访学者表示，应区分具体场景，细化外卖柜的使用和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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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全国多地的外卖柜开始面向骑手收取服务费。与几年前的“免费使用”和去年的“试点收费”不同，此次收费范围更广、覆盖城市更多。针对这笔费用该不该收、向谁收、怎么收等问题，各方意见并不一致。受访学者认为，外卖柜商业模式运营至少涉及四方利益主体，应区分具体场景、细化外卖柜的使用和收费标准。

　　“本月24日起，北京市的部分外卖柜，存放配送订单需支付服务费每单0.45元……”外卖骑手张某斌清晰地记得，那是7月中旬的一天，正在用餐高峰期送单的他，突然在派单软件上收到了这则通知，“当时骑着车子，心里直发慌，一个月又得少收入几百元。”

　　“最开始外卖柜是不收费的，后来叫我们骑手自己掏钱。”老家河南周口的张某斌在北京做骑手已有5年。记者调查发现，近期，深圳、上海、北京等全国多地的外卖柜开始向外卖骑手收取服务费，不同于几年前的“免费使用”和去年的“试点收费”，此次外卖柜收费范围更为普遍，覆盖多个城市及外卖平台，呈现出“由点到面”的趋势。

　　外卖柜给骑手和顾客带来了哪些改变？这笔服务费到底该不该收？由骑手承担费用是否合理？如何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同时，促进外卖柜的合理使用与长远发展？《工人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外卖柜使用率有差异

　　外卖柜是近年来为解决外卖配送“最后100米”难题而推广的“智能取餐柜”，被广泛应用于写字楼、公寓、医院、高校等封闭性较高、送餐环境复杂的场景。每个外卖柜配有数十个可扫码的柜格，外卖骑手扫码解锁柜格存放外卖，再由顾客输入验证码取餐。

　　近日，记者走访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的某写字楼一层，门禁刷卡口旁设有一处42个柜格的外卖柜。据记者现场统计，在12时~13时的一小时内，共有100多单外卖被存取于外卖柜，仅有7单是由顾客直接从外卖员手中取餐。“一到中午柜子就塞满了，有时候还放不下。”该写字楼的物业工作人员说。

　　“好多单子都是送到同一个地方，有柜子的话能同时送达，也不耽误跑下一单。”外卖骑手杨师傅说，“大楼中午电梯不够用，只让坐货梯，一趟七八分钟都下不来，每回都超时扣钱，还不如花点钱存柜子。”

　　“放外卖柜很安全，起码不会丢。”在该写字楼上班的刘女士表示，外卖柜带来了一定便利，“有急事或者开会时，能晚会儿下来取。”

　　但是，也有部分外卖柜的周转率并不高。在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某公寓大厅内，记者看到，只有零星几单外卖存放在柜子中，多数餐品被放置于旁边的地面。

　　“咋会舍得放，一单才赚2.5元，一个柜子收0.5元！”来此送奶茶的外卖骑手王师傅摇了摇头，“小公寓单子少，我们很多人都不放柜子。”

　　谁该为服务费买单

　　一笔又一笔的服务费，对于外卖骑手意味着什么？

　　“一单按0.45元算，我8月差不多给柜子交了300多元。”外卖柜开始收费后，张某斌一个月少挣的钱约等于他近一周的房租。

　　不同于全职担任专送骑手的张某斌，28岁的小凯曾是一名兼职众包骑手，平日在餐馆当服务员，空闲时会“抢几笔好单子”。在得知北京的外卖柜开始收费后，小凯犹豫再三，最终放弃了这份兼职。

　　“一单配送费3元，外卖柜收0.45元，租电动车电池1天10元，车坏了还要修，跑几个单最后倒贴钱。”小凯无奈地说。

　　记者了解到，不同城市、平台的外卖柜收费标准略有浮动，骑手存放1单的价格总体在0.3元~0.6元之间。此外，有外卖平台推出了服务费积分和月卡制度，骑手可以充值、预存外卖柜服务费，“积分抵扣会便宜点儿，但并不多。”张某斌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外卖柜服务费高低之外，引起争议的另一焦点在于——谁该为此买单？

　　“为啥给平台打工，还要给平台交钱？”张某斌作为专送骑手，与平台签订了协议并接受集中培训，在他看来，使用外卖柜应该免费或者由平台承担费用。而一位众包骑手则认为，“有柜子能多送几单，多跑跑也就回本了。”

　　某平台的外卖柜客服向记者介绍，外卖柜投放后平台方需要支付场地费、维修费、电费等多项费用，“外卖柜还没有大面积投放广告，很多都是跟第三方运营商合作推广的，不收费怎么维持下去？”

　　而对于这笔费用该由谁承担，顾客也有自己的看法。“我已经付了配送费，柜子的钱不该我交。”家住北京市昌平区的一位消费者表示，“小哥有时候不打招呼就把饭放在了柜子里，我还要花时间下楼取。”

　　“有很多顾客根本不知道柜子要收钱。”外卖骑手张师傅告诉记者，他常常会通过私信告知顾客外卖柜向骑手收费，“有的顾客会直接让我把餐放在旁边，也有的还让放柜子里。”

　　亟须分场景细化收费标准

　　“外卖柜应该向谁收费，需要从权利义务配置层面进行考量。”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素芬告诉记者，目前，外卖柜的普遍收费逻辑为“谁使用谁付费”“谁获益谁付费”，但这种收费方式较为粗放，应区分具体场景，细化外卖柜的使用和收费标准。

　　王素芬认为，“智能外卖柜商业模式运营至少涉及四方利益主体——订餐顾客、外卖员、用工主体(外卖平台或第三方合作企业)与外卖柜运营商。”其中，外卖员与用工主体的关系认定，对配置各方权利义务起到关键作用。

　　“在劳动关系成立的前提下，对于专送骑手，因工作原因所产生的必要支出费用，如顾客主动指定外卖柜作为收餐点所产生的服务费用，应由用工主体承担。”王素芬建议，在尊重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的基础上，主动选择使用外卖柜的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可以通过让渡经济收益，承担部分相关费用，以获取使用外卖柜带来的时间和体力上的便利。

　　此外，“平台因为外卖员的配送服务行为而获益是不能否认的，应在整体上基于其获益比例，承担一部分外卖柜使用费用。”王素芬说。

　　对于部分骑手提到的“外卖柜由平台承担全部费用”的措施，有受访专家指出，取消费用短期内可能缓解骑手的抵触情绪，但从长远来看则无法保障其服务的可持续供给。“最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卖不再入户配送，造成外卖行业顾客认同度的降低，这样必然影响到整体平台业务的发展，导致骑手整体就业机会的减少。”王素芬说。

　　“如果骑手都用外卖柜存餐，每一单的送餐时间减少，平台算法会不会因此缩短平均派送时间？”面对记者的提问，张某斌说，自己和其他骑手大多“不太清楚什么是算法，但需要靠跑单赚钱”。(工人日报记者 陈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