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婚恋平台找“托”来谈恋爱 上海人大代表建议对婚恋网站加强监管

　　本报记者 余东明 张海燕

　　针对婚恋网站诈骗愈演愈烈、各类交友App渐成犯罪“沃土”的现象，在近日召开的上海市“两会”上，上海市人大代表周瑜提出议案：希望加强婚恋网站管理，不符合条件的必须整改，整改不合格就应该下线。

　　对此，《法治日报》记者展开调查发现，由于注册门槛低，婚恋网站和交友App平台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由此导致侵财案件频发。

　　从事金融行业、离异多年、女儿在澳留学……这些挂在婚恋网站上的“耀眼”标签，让自称“周永刚”的男子吸引了马女士的注意。马女士家住上海市青浦区，恰好也是离异多年，儿子长大后外出工作，日子久了，就想找位老伴，于是在婚恋网站上浏览婚恋信息。

　　两人“网识”后频繁聊天，一周后，周永刚问起马女士理财情况，透露自己在一个微信群中学习炒股知识，已经赚了不少钱，还邀请马女士进群。

　　从进群听课、充值VIP会员，到下载软件、投资购股……马女士前后投入超过700万元，但很快就开始亏损，提现更是困难重重，无奈之下只好报案。

　　警方侦查后发现，这是一个在各大婚恋网站上广撒网的“杀猪团伙”，总计诈骗数十名女性，涉案金额合计超过990万元。

　　据了解，近年来，上海警方屡屡侦破此类案件，不法团伙多以婚恋平台为载体寻找目标，而其大本营往往设在东南亚一带，团伙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打着“寻找真爱”的幌子，一步步诱骗异性陷入投资陷阱，得手后便拉黑失联。

　　警方介绍说，在众多婚恋网站的诈骗套路中，“花篮托”最为常见。犯罪嫌疑人通常冒充成功人士，在取得对方信任后，会以公司开业、店面开张为由，要对方献花篮，给个账号等其付款后，当事人便再也无法与“花篮托”取得联系。

　　“一些受害者哪怕识破了骗局，却无从救济，因为一些婚恋网站本身就是坑……”周瑜说。

　　记者登录部分婚恋网站发现，不是实名制也可注册账户，甚至可以购买高级会员或者钻石会员，进而能随便寻找目标对象聊天。还有部分婚恋平台涉嫌侵犯个人隐私，甚至找“托”虚构恋爱场景来应对会员，骗取高额会费。

　　有专家认为，网络安全法明确规定，网络运营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等服务时，应当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婚恋平台应强化安全意识、责任意识、诚信意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构建更全面的用户身份认证体系，确保用户身份的真实性，有效维护用户的合法权益。

　　周瑜认为，如果提高婚恋网站的注册门槛，规定用户注册时必须实名制和实行人脸识别，这样就可大大减少犯罪机会。

　　她建议，有关部门在整治婚恋网站时，既要强调实名制和实行人脸识别，还要强调个人信息的保护，不具备条件的平台必须下线。

　　在如何提升监管效能方面，周瑜建议，要成立专门受理投诉机构和投诉热线，要求婚恋网站及时公开投诉渠道，对于投诉的共性问题，有关部门要及时通过暗访调查核实后，对相关平台采取整改措施。

　　“婚恋网站不得通过伪造虚假信息等不正当手段误导消费者交纳费用。如出现此类问题，应该给予相应处罚，同时还要谨防一些没有上岗资格证的红娘套路消费者。”周瑜说。

　　针对上海市人大代表的建议，上海市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协会会长徐天立回应称，不同社交网站、交友App对会员的门槛是不一样的，但是严肃的婚恋网站一般需要实名认证、身份证注册，甚至人脸识别，这属于市场竞争机制的范畴，即网站越严格、门槛把关越严，信任度越高，相应低门槛的会被市场逐渐淘汰。

　　“婚协一般从三大方面进行监管。”徐天立介绍说，一是通过投诉热线收集负面信息，开展靶向监管；二是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和资质认证，提升从业队伍的素养；三是加强机构督导，设立“红黑榜”奖惩制度，曝光投诉率高的机构，表彰优秀专业的机构。

　　此前，上海市民政局就已针对婚姻介绍机构部署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范围包括非营利性婚介机构登记和运营、分支机构设立和服务点备案的规范、婚姻介绍服务合同、征婚当事人信息资料留存的规范、提供服务活动记录的规范等。

　　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曾群说，专项行动主要聚焦“打、疏、立”三方面，在“打”的方面，查处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上下联动、突出重点的整治工作格局；在“疏”的方面，积极发挥婚介行业管理协会作用，建立婚介机构黑名单和异常经营名单，形成依法依规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局面；在“立”的方面，积极推动法规和政策修订，做好制度设计。

　　目前，上海市已经出台专门指导意见加强婚姻介绍服务机构监管，其中着重提到“规范线上运营”和“注重信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