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立项热点与趋势展望

——基于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的透视

　　作者：王宁（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魏崇辉（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基于国家社科基金数据库梳理发现，学界从不同视角积极探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结概括“治理”研究的现状提供了契机。首先，以有关“治理”问题的2660项国家社科基金在全部立项项目中所占比重、学科分布、项目类别以及地区分布等视角分析“治理”问题的研究概况。其次，依托高频词汇梳理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治理”项目的立项热点和各年间的研究变迁。最后，在已有数据和资料的基础上从治理主体、治理内容和治理绩效等方面展望学界未来研究趋势，总结概括“治理”问题研究的新兴生长点，进而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理论支撑和逻辑支持。

　　关键词：治理 国家社科基金 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能力

　　引言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在此类重要文件中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往往标志着未来政策主张的变革方向。此后，党的十九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持续推进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对“治理”问题的理解和实践不断深化。比如2017年十九大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

　　一、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治理”项目概括梳理

　　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共立项34210项，其中关于“治理”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量达到了2660项，本文将以其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学科分布、类别分布、项目类别地域分布等内容，力图归纳出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治理”立项项目的概况。

　　（一）国家社科基金“治理”立项项目在总体立项项目中占比

　　表1 2014-2021年有关“治理”问题立项项目在国家社科基金总体立项项目中占比

　　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从2014年开始呈现递增趋势，在2014年达到3822项，到了2021年就已经猛增至4641项，涨幅高达21.4%。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总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有关“治理”的研究也不断增长，比如在2014年有关“治理”这一概念的立项仅为211项，但到了2021增至447项，增长了1.1倍。而且“治理”这一概念不仅在绝对数量上呈现增长趋势，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总数的比重中也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比如在2014的5.52%增长到2020年的10.92%，涨幅高达5.4%。

　　（二）国家社科基金“治理”立项项目学科分布

　　综合分析2660项国家社科基金中有关“治理”的立项项目，以全部26个学科为研究对象，包含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在内，“治理”问题的广泛代表性充分展现。众多立项学科中，其中以管理学最多，达到了431项，在2014-2021年有关“治理”问题的立项项目中占比达到了16.2%；其次是政治学，有关“治理”类立项项目达到了406项，占比15.2%，法学、马列·科社、应用经济依次分列其后，而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国文学等学科关于“治理”类项目立项比重所占较低。在全部的26个学科中，共有22个学科在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中涉及到了“治理”的相关概念，占比高达84.6%，可见“治理”项目学科分布的广泛性。足以可见“治理”概念所具有的关联性、包容性和跨越性，同时也可以印证其广泛的学科代表性。

　　图1 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有关“治理”问题学科分布

　　（三）国家社科基金“治理”立项项目类别分布

　　图2 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治理”立项项目类别分布

　　2014年-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数据库关于“治理”立项的项目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其中一般项目在各个年份中所占比重均最大，共1758项，占比高达67.8%；其次是青年项目，共631项，占比为24.3%；而重点项目共204项，占比7.9%。而具体到各个项目类别来进行讨论，关于“治理”的重点项目和青年项目保持着平稳发展，近几年来变化不大，但始终保持平稳增长态势。比如重点项目在2014年仅为13项，但此后的每一年均高于13项，2020年为44项、2021年则为31项；而青年项目增长的趋势更为明显，在2021年仅为7项，但其后的每一年都高于70项，在2021年更是高达115项。与重点项目和青年项目的“低起点”相比较，一般项目在2014年时就已经达到了124项，其后每年仍以一定程度增长，在2021年时立项项目已经是2014年的2.7倍，达到了331项。

　　（四）国家社科基金“治理”立项项目地区分布及占比

　　表2 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治理”立项项目地区分布及占比

　　2014-2021年关于“治理”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的立项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立项数量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高校密度有着密切关系，比如北京、江苏、湖北等地在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中立项的数量和比重均较高；反观西藏、海南等地各类项目的立项数量和比重相对来说较小。围绕“治理”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进行分析研究，在重点项目的所有立项地区中北京所占的比重最高，占比15.6%，立项的数量更是达到了32项，其后依次是湖北（8.3%）、江苏（7.8%）；一般项目立项地区相较于重点项目和青年项目来说是最广泛的，而在各个地区的占比中江苏的立项数量最多占比也最大，共立项177项，其次是北京（9.8%）、浙江（6.9%）；在青年项目中立项数量最多的依然是北京，其次上海（9.0%）、江苏（7.0%）。而且青年项目中的地区立项比重差距是最大的，比如西藏的立项比重只占0.4%，与排名第一的北京相差16.3%。

　　二、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治理”项目立项热点与研究变迁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理念和方式展开积极探索，学界紧跟时政，将研究的重点同样聚焦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各个方面。自2014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中“治理”项目所占总体比重由2014年的5.52%上升了2021年的9.63%。在对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治理”项目中前40位的立项热点词汇进行整理后，近年来一些立项热点诸如社会治理、地方和基层治理以及治理现代化更加直观地呈现了出来，有关“治理”的立项项目变迁主要体现在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和治理目标等方面。

　　（一）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治理”项目立项热点的涌现

　　表3 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治理”立项项目高频词汇排序

　　在对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治理”问题立项项目高频词汇梳理之后，如表4所示，目前学界对于“治理”项目的立项关注点聚焦在社会治理、治理路径、协同治理等方面。对这些关键词进行归纳整理，其中经济、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侧重于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治理；农村、基层隶属于广泛意义上的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而网络治理、协同治理都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积极尝试。因此，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治理”项目的立项热点主要集中在社会治理、地方和基层治理以及治理的现代化等方面。

　　1. 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

　　面对分化的社会利益和各方参与的诉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由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转变为政府自上而下与社会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治理’”。[5]44治理同管理最大的不同无疑是治理主体的区别，由原来政府一元管理格局转变为社会多元治理格局，这其实正是回应社会对于共治的呼求。所以公共安全问题带来的社会矛盾的解决以及对于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协调的重视，其实均是广义上的社会治理范畴。同时，在表4中我们可以注意到，直接对于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词频高居前列，对于环境、制度、安全等领域的治理研究均位于高频热点词汇的前40位，可见学界对社会各领域治理问题的重视。

　　2. 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的火热

　　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虽然在我国治理体系中处于次级体系，但是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提高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6]因此地方政府自主性和治理效能的提升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党和政府的诸多文件中也多次提及社区治理、基层民主协商等基层治理相关内容。而对农村基层治理的追求、对城市社区治理的探索以及对地方治理问题的反思等等，均是自2014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热点。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对于“乡村”“城市”“农村”“基层”等角度的立项，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的相关领域，伴随着协商民主的推广以及治理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将会继续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3. 现代化治理体系的积极探索

　　对于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探索和创新是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聚焦的又一热点话题，如表4所示，“协同”“创新”“现代化”高居所有热频词汇的前列。不同于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对于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探索多集中于治理机制方面，即更加关注“如何治理”这一问题，其关注的重点多集中于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如何提高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以及如何将互联网融入政府治理中。因此，相较于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等具体领域的治理问题，治理的现代化问题更加注重各个治理领域的系统性和协同性，所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具体维度均会涉及到治理的现代化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对于治理现代体系的探索会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的热点问题。

　　（二）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治理”项目研究变迁

表4 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治理”立项项目各年高频词汇

　　2014年以来学界就已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有关“治理”的话题中，如表2所示，无论是有关“治理”项目立项的绝对数量，还是在所有立项项目中的比重总体上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在梳理2014-2021年“治理”项目历年高频词汇后，如表5所示，治理主体的变迁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从2014年的“政府”“城镇化”到2018年之后的“乡村”“协同”和“共同体”；其次是治理技术的变化，相较于治理的价值性争论，治理技术的出现无疑能够切实提升治理能力，因此对于“网络”治理、“数字”治理以及其他治理技术的探索成为关注的重心；第三则是治理内容的变化，在2014年时更侧重“社会治理”和“政府”治理等领域，到2018年时对于“治理体系”“环境”“乡村”等方面给予了更多关注。

　　1. 治理主体结构的优化

　　从治理系统的现实场景出发，近些年来社会中公共事务的发展呈现出治理的复杂性，传统的政府主导的一元治理格局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3]28其目的正是构建多主体参与的多主体参与的有机治理整体，进而构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国家治理体系。基于此，学界对于治理主体的关注同样发生了一些变迁。如表5所示，在2014年对治理主体的关注仍然集中于政府这一政治权力系统，而在2018年之后学界更多的聚焦于“治理体系”“协同”“乡村”等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努力打造“共治共建共享”的新格局。

　　2. 治理手段内涵的充实

　　不同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1]27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相较于十八大时期提出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体系新增了“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两个关键词，其实这次转变正是集中在治理手段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协商的方式来回应民众对那些易引起争议决策的关注，正如谈火生所言“中央文件的变化背后反映的是中国政治社会本身的变化，以及协商民主在回应社会政治变化所具有的潜力。”[7]而治理手段的变迁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中反映更为明显，如表5所示，学界在2014-2016年是在宽泛地意义上谈论如何推进治理手段、治理机制的创新，而在2018年之后从“治理体系”“协同”“网络”等领域展开治理手段变革的研究，恰恰对应“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

　　3. 治理内容重心的延展

　　国家治理体系其实是个有机整体，涵盖政治权力系统、社会组织系统、市场经济系统、宪法法律系统和思想文化系统等多个领域。[5]53因此，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形成绝非易事，需要全社会各个主体的广泛参与，同时还需借助一些科学技术手段来提高治理效能。基于此，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治理”立项项目每年的高频词汇值得我们留意。如表5所示，在2014-2016年时，学界关注的重点多聚焦于“社会治理”“政府”等某个具体领域，而在2019-2021年，“治理体系”“协同治理”等系统性、整体性治理体系的构建成为学界聚焦的重心，这表明在中央的引导下，学界也逐渐重视治理问题的全面性和协调性，这其实也同样是学界重要的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

　　三、国家社科基金“治理”项目立项趋势展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社科基金有关“治理”项目研究已经颇具规模，不仅2021年的立项规模相较于2014年增长了一倍，而且学科分布及其广泛。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国家社科基金关于“治理”问题的立项项目已经十分完善，随着时代脉络的推进仍然有些问题的出现国家社科基金的关注不足，例如对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如何引领的问题；对东部问题过多关注而忽视了对中西部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近几年来的立项项目多集中于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方面，是否可以引导学界搭建治理评价体系，忽视社会对治理效果持续关注？

　　（一）强化党建引领，打造多主体共治格局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希望借助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来实现激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蕴含的治理潜能，进而将制度潜能转化为治理效能，基于此学界开展了从“治理机制”“社会治理”“协同治理”等各个方面的研究。然而有些研究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各类社会组织、基层政府虽然是重要的治理主体，但却不是治理的核心。如果要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潜能的充分激发，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转，则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和实践素养的理论研究，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的神经中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8]

　　在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治理”项目治理主体的研究中，学界更多的聚焦于政府、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的研究，而对于执政党的研究相对较少，在2014年到2021年期间仅有111项立项项目涉及到了如何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应该是统筹社会中各个治理主体的核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2]14学界如果忽视对治理主体核心的研究，无疑会大大削弱治理能力的提升。因此，如果要激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潜能，进而让制度效能转化为治理优势，必须加强对党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系研究，让中国共产党统筹各个治理主体，共同打造多主体治理格局，形成有效运转的治理体系，进而推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注重治理的复杂性，克服时空重叠性难题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大难题是由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治理的复杂性，由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尽相同，各地治理的重心不同，因此“并不存在抽象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好的治理制度和治理体制，治理制度和治理体制的好坏取决于其与特定环境的契合程度。”[9]三个地区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时间维度和地理空间维度的不同，所以各自的治理经验并不能直接移植。

　　国家社科基金有关“治理”的立项项目其实已经关注到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各个地区之间的治理，但是对东部地区治理情况的关注远远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如表3所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北京、江苏和浙江等发达地区的项目立项比重远远高于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等地区，其所关注的重点又都是东部地区的“社会治理”“城市治理”和“基层治理”，因此国家社科基金可以在今后对于“治理”问题立项时做出适当调整：其一，项目数量向中部和西区倾斜，以增加当地高校对本地区治理问题的关注；其二，鼓励东部地区高校关注中部、西部以及国家整体性治理格局的构建。

　　（三）构建评价体系，明确治理评价指标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仅包含治理主体、治理手段的现代化，更应包括治理绩效评估体系的建构。“将抽象的国家治理转变为可操作化和可用数字测量的指标，既能纵向的观察治理的发展变化，又能横向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以发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5]61因此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应该重视对治理效果的评价，然而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治理”项目的关注点大多聚焦于治理主体、治理内容和治理手段等方面，缺乏对治理评估体系的研究。如表4和表5所示，无论是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有关“治理”项目的前40位高频关键词，还是各个年份的热频词汇，均无直接关系到治理绩效评估的内容。在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治理”立项项目中进行检索，分别以“治理效果”“效果”“评价”等为关键词，仅有不足30个与之相关的立项课题。

　　为了对国家治理效果进行有效反馈，应当积极构建一套治理绩效评估机制，鉴于目前国家社科基金有关治理效果评价项目不足现状，应积极引导学界将自身专业素养应用于国家治理评估机制的构建。对于具体的评价指标，可以借助价值维度来搭建，例如法治程度、廉洁程度、透明程度等具体价值理念，同时也可借助人民对某项政策的具体回应来作为评估标准。总之，评价体系的构建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而目前国家社科基金对此重视程度仍有待提升，因此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很可能成为未来学界的研究方向。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学界敏锐地抓住时政热点，国家社科基金有关“治理”问题立项项目自2014年以来数量呈现出增长态势，各个学科从自身理论架构出发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本文以2014-2021年立项的2660项国家社科基金“治理”项目为研究对象，首先从项目比重、学科分布、研究类别和地区分布四个方面树立了国家社科基金“治理”项目的研究概况。其次本文聚焦于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治理”项目的立项热点和研究变迁，通过梳理2014-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治理”问题立项项目的高频词汇发现学界在社会治理、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以及对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探索；而对2014-2021年各年间的热频词汇进行梳理，可以注意到学界对“治理”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些细微的转变：治理主体机构的优化、治理手段内涵丰富以及治理内容重心的延展。基于已有数据资料的整理，笔者尝试从三方面对国家社科基金“治理”项目立项趋势进行预测：第一，强化党建的引领作用才有利于打造多主体共治格局；第二，只有注重治理中的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复杂性，才能逐渐克服治理的时空重合性难题；第三，为了对治理效果进行有效反馈，需要构建一套评价体系。总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是大势所趋，为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蕴含的治理潜能，进而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新格局，学界应当积极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质升级。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3].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4].刘智峰.国家治理论：国家治理转型的十大趋势与中国国家治理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6.

　　[5].张小劲，于晓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六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6].侯恩宾，李济时.建国后地方治理中党的制执政方式演变与经验教训[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6（4）：49-57.

　　[7].谈火生.协商治理的当代发展[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23.

　　[8].郭宏彬，白谨豪.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保证[J].人民论坛，2021（30）：91.

　　[9].杜姣.村庄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