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贵州遵义遭遇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按照疫情防控要求，遵义医科大学实行封校管理，该校大一新生杜海英时常叮嘱“姨妈”董君和四位“爸爸”，外出执勤时要注意防护，小心感冒。她同时也告诉董君，学校组织高年级学生支援抗疫一线，她未能如愿成为一名抗疫志愿者，觉得有些遗憾。

　　杜海英家住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摆塘乡雷坝村，她从小失去父母，和爷爷、哥哥相依为命。但幸运的是，6岁那年，她拥有了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四位“爸爸”和一位“姨妈”的关爱。

　　杜海英的四位“爸爸”分别是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田维春、原大队长崔建勇、长顺县公安局长寨派出所所长简星和黔南州惠水县交警大队大队长陈勋。陈勋曾在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工作多年，调到惠水县工作后，他依然通过各种方式关心“女儿”杜海英。

　　2009年春，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启动“宝贝计划”，以留守儿童、孤儿和事故致贫家庭孩子为帮扶对象。12年来，包括杜海英在内，这项计划共帮扶了35名孩子。

　　“谁家的孩子不是宝贝？”

　　2009年春，地处麻山腹地的长顺县久旱不雨。当年3月，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到雷坝村给学校和村民送生活用水。在雷坝小学，一位老师告诉田维春和董君，该校一年级有个小女孩特别可怜，希望他们可以提供些帮助。

　　这个小女孩就是杜海英。随后，田维春和董君来到了杜海英家。“刚进门，眼泪就出来了。”董君回忆说，杜海英那时和爷爷、哥哥住在一间小屋，隔壁就是牛圈，臭味扑鼻、苍蝇乱飞。

　　目光呆滞，穿着不合身的脏衣服，是杜海英给田维春的第一印象。

　　在田维春的记忆中，杜海英的爷爷话不多。断断续续交流了一个多小时，他和董君才了解到，杜海英4个月时，母亲不幸去世。4岁那年，父亲也去世了。

　　此后，杜海英便和当时已70多岁高龄的爷爷，以及同样年幼的哥哥相依为命，姐姐则跟叔叔一家生活。

　　杜海英家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在几亩地里种点瓜果蔬菜拿出去卖。此外，年幼的杜海英还会和其他村民一起上山采药卖了换钱，“有空就跟他们去，天刚蒙蒙亮就出发，村子周边的山我都去过”。杜海英回忆。

　　回到单位后，时任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的田维春久久无法平静，他和大队长陈勋、教导员崔建勇、副大队长简星等人商量后，决定对杜海英进行帮扶。四位“爸爸”自掏腰包凑了1万多元，购买了钢筋、水泥和砖材，修缮杜家老屋，并拜托当地一位乡干部帮忙盯着，把控质量。

　　很多参与帮扶的民警说，他们最初只是想关心下杜海英，送点吃的、给点钱。但慢慢地，他们越来越放不下杜海英以及与她情况类似的孩子。

　　“怎么形容呢？就是心里面有一关过不去了。”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指导员刘全说，“我们总觉得还要做些什么，而不是表示一下爱心就完了，要让他们有一天能够走出大山，改变命运。”为此，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请雷坝小学帮忙，确定了结对帮扶的13名孩子。

　　“小海英是我们的第一个帮扶对象，这个计划也可以说是因她而起。”董君告诉记者，计划取名“宝贝计划”，灵感来源于崔建勇说过的一句话：“谁家的孩子不是宝贝？”

　　“你永远的家人”

　　计划有了，但具体该如何帮扶？心思细腻的崔建勇说，“宝贝计划”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帮扶对象感受到温暖，引导他们健康成长。

　　为此，工作之余，民警们会把孩子们带到交警大队，陪他们在食堂吃饭。此外，还会不定期举办交流会，让他们和民警的孩子一起玩。部分民警还会把帮扶对象带到自己家中。

　　“小海英以前话不多，一说话就哭，我们很担心她。”田维春回忆说，交警大队开展活动时，杜海英独自一人躲在角落里，把玩牛仔裤上的塑料珠。直到三年级，杜海英才逐渐变得开朗。

　　小学毕业后，杜海英到长顺县城读初中，离“爸爸”们更近了。每逢周末或节假日，董君和四位“爸爸”会不时把她接出学校，带她逛逛街，吃点好吃的，聊聊在学校的生活、学习情况。

　　今年6月8日，杜海英顺利结束高考。董君、田维春、崔建勇和简星早早地等候在长顺县民族中学校门口，董君还特意买了一束花。

　　记者在董君提供的照片中看见，这束花中还夹着一张贺卡，上面写着：“海英宝贝儿，祝高考圆梦，从此扬帆起航、一路繁花似锦，你永远都是我们心里最棒的小孩儿！”贺卡的落款是：“你永远的家人。”

　　6月24日是贵州省高考成绩公布的日子，当天凌晨，田维春一直睡不着，焦急地等待着杜海英的消息，“心跳得突突的”。凌晨1时40分左右，他收到了杜海英发来的短信：502分！

　　杜海英的成绩高出贵州理科一本线46分，这让田维春喜出望外。此后数天，他逢人便“炫耀”：“我家小海英考了502分！”

　　填志愿时，杜海英决定学医，田维春、简星、崔建勇和董君几人聚在一起，帮她选择具体填报哪所院校，还打了电话求助杜海英的高中班主任。最终，杜海英填报了遵义医科大学，并顺利被录取。

　　金秋9月，18岁的杜海英在田维春、简星和董君的陪同下，乘车前往学校。为庆祝杜海英如愿考上遵义医科大学，四位“爸爸”偷偷凑了5000多块钱，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作为“惊喜”送给她。“姨妈”则早早为她购置了新衣服、毛毯和洗浴用品等。

　　杜海英说，能够遇见“姨妈”和四位“爸爸”，她很幸运，“我已经把他们当成家人了。”

　　“我是她‘爸爸’”

　　交警“爸爸”和他们的“宝贝”间的感人故事，还有很多。

　　一场交通事故，让梁小丽走进了长顺交警的视线。2013年7月，小丽奶奶在路边等她回家时，被一辆收废品的无牌三轮车撞倒，导致颅骨、胸骨多处骨折，颅内出血严重。因肇事者家中贫困，无力支付巨额医疗费用，老人的亲属决定放弃治疗。

　　刘全是那场事故的处警交警，当他处理完现场赶到医院时，小丽的奶奶已被亲属接回家中。他们随即来到小丽家，在一个角落找到了正在哭泣的小丽。刘全清晰地记得，当时小丽的眼神里满是惊恐和无助。

　　这是一个可怜的孩子：2003年2月，襁褓之中的小丽被丢弃在荒山野岭。幸运的是，长顺县摆所镇五星村梁姓夫妇发现了已经被冻得脸色发青的小丽，并将她带回家中。

　　梁姓夫妇那时已经有了一对儿女，但仍决定收养这名弃婴，并给她取名小丽。在一家人的呵护下，小丽逐渐长大。

　　然而，从2009年起，厄运接二连三地降临在这个普通的家庭：那年春节，小丽的养父突发疾病去世。没过多久，养母也因病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经历击垮了小丽的爷爷，不久后，他也在睡梦中悄然离世。

　　两年内，小丽失去了三位至亲。为了养家，她的哥哥和姐姐早早离开校园，外出务工，留下小丽和奶奶在老家相依为命。

　　了解到小丽的悲惨身世后，经过刘全和同事多方努力，小丽的奶奶被送回医院，并得到有效治疗，伤情逐渐好转。

　　此后，小丽成为“宝贝计划”的帮扶对象，祖孙俩从此多了一群“穿警服的亲戚”。出警或执勤途中路过，到小丽家坐坐，送去各种生活、学习物资，成了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们的惯例。

　　那时，小丽和奶奶居住的木结构房屋摇摇欲坠，已是危房。刘全和同事一起，凑了2万多元，给她们修了一处有5个房间的平房。刘全还在一家工厂为小丽的哥哥找到一份工作。

　　上初中后，小丽在校住读时发生的一件事，刘全至今记忆犹新。

　　有一天，小丽在电话里哭着告诉刘全，她被同学打了。挂掉电话，刘全急忙赶到学校。

　　“了解清楚情况后，学校召集老师、教导主任和相关学生家长开会。自我介绍时，我说自己是小丽的‘爸爸’。”刘全说：“我想让老师和其他学生知道，小丽有亲人。”

　　自那之后，小丽再也没被人欺负过。

　　高中毕业后，小丽去其他城市打工。逢年过节，她都会主动给刘全发短信送去祝福。

　　“孩子们也给了我们很多”

　　初次遇见海英时的牛棚、孩子脏兮兮的小脸、新居里四个交警“爸爸”与海英幸福的笑容、宝贝们第一次穿上新衣时欢喜的笑脸、第一次为叔叔们系上红领巾时羞涩的神情、第一次进城和叔叔们过节时的欢笑……明亮的教室里，白墙上的投影让孩子们目不转睛。

　　2014年，“宝贝计划”5周年时，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民警们带着新买的衣服和书包，来到摆塘乡雷坝小学看望结对帮扶的孩子们，并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宝贝计划”五周年纪念电子相册。

　　往事历历在目，许多孩子哭了，在场的交警和老师们也忍不住流下眼泪。

　　随着“宝贝计划”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不少社会爱心人士联系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希望能帮助这些孩子。在雷坝小学，爱心人士援建了多媒体视频教室“彩虹教室”，方便留守儿童与在外务工的父母联系。

　　田维春说，近年来，农村贫困儿童受到极大关注，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宝贝计划”没有再纳入新成员。但已经结对的孩子，他和同事将继续帮扶，直至他们步入社会。

　　“在别人眼里，我们给了孩子们很多。但事实上，这些年，孩子们也给了我们很多。”董君说。

　　田维春说，今后如果发现需要帮助的学生和弱势群体，他们还会把“宝贝计划”延续下去，因为“这是人民警察应该做的”。（郑明鸿、李惊亚）（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