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北京8月15日电（记者 孙满桃）今天是首个“全国生态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共34条，除引言外，主要包括适用范围、举证责任、证据的调查收集和保全、证据共通原则、专家证据、书证提出命令、损失费用的酌定等内容。

　　举证责任是“民事诉讼的脊梁”，在民事证据规则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规定》采用法律要件分类说中的规范说，严格按照民法典相关规定确定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记者注意到，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分别提起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调研中发现，审判实践中存在生效刑事裁判、行政裁判未予认定的事实，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裁判亦不予认定的情况，忽视了三大诉讼证明标准之不同。

　　比如，对于因证据不足、案件事实不清，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而作出的无罪判决，如果相关事实能够达到高度可能性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民事裁判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基于此，《规定》第8条规定，对于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判、行政裁判因未达到证明标准未予认定的事实，在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提起的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事实和证据，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记者了解到，最高法之前已经出台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此次制定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规定有哪些必要性？

　　最高法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刘竹梅在回答光明网记者提问时表示，之所以针对生态环境侵权纠纷制定专门的证据规定，是因为与其他民事纠纷相比，生态环境侵权纠纷在证据方面存在以下突出特点：

　　一是适用特殊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生态环境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且由侵权人对因果关系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二是事实认定“专业壁垒”问题突出。生态环境侵权大多具有长期性、潜伏性、持续性、广泛性，造成损害的过程、因果关系链条比较复杂，专门性问题较多，相关事实查明的难度大，对专家证据的依赖程度高。

　　三是“证据偏在”问题突出。诸如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等对案件审理至关重要的环境信息，往往掌握在侵权人手中，被侵权人收集证据的手段不足，举证能力受限，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况较为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