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脏器衰竭、断食8天仍坚持最后一次出庭，去世前28天还在办案，重庆市检察院四级高级检察官助理罗迅在生命最后阶段还办结27件案件。

　　作为曾荣立三等功的军转干部，他为“配得上这身检察制服”，苦战七年通过全国司考；为防贫困学子辍学，他与朋友持续资助三名孤儿直至其工作；为解决山区小学生缺乏教辅资料问题，他通宵为孩子们复印教辅资料……

　　罗迅离世后，唯一遗愿是无偿捐献眼角膜、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检徽的光芒能照多远？49岁的罗迅以平凡的岗位和有限的生命，给出了意义深远的回答。

　　弥留之际坚持捐遗体

　　9月16日，山城重庆，一颗平凡心脏停止跳动，一段大爱故事徐徐展开。

　　当天14：12，重医附属金山医院肿瘤科4病房5床，一位叫罗迅的病人因肺癌去世。

　　17：12，罗迅离世3小时后，肿瘤科主管护师吴海霞，一位从医12年的资深护师，在自己微信朋友圈写下一段深挚悼言：

　　“你很有修养，你不喜欢麻烦别人……谢谢你让另外一个人拥有光明。向你致敬，向你的家人致敬……”

　　罗迅只是重庆市检察院一名普通检察官助理，入院断断续续治疗也仅一年，但他却给医护人员留下极深印象。

　　事实上，罗迅生命中最后24小时，围绕是否捐献眼角膜和遗体，亲友进行过激烈争论。

　　罗迅离世前两小时，84岁的父亲罗东华拿着《重庆市遗体（角膜）捐献志愿登记表》走进病房。

　　“迅哥，你真要捐眼角膜？”妻子张慧琴，伏在病床前问。

　　陷入弥留状态十几小时的罗迅第一次有了回应：他双眼微睁，缓慢而坚决地点了一次头。

　　此事早已议定，但直面时刻，张慧琴仍压抑不住哭声：“医生说捐眼角膜要全眼摘除……好痛啊！就剩两个洞洞了……好丑噢……”

　　哭罢，她再度俯身几乎贴到罗迅脸上，一字一顿地问：“那只捐眼角膜，我们不捐遗体行不行？”

　　病床上的罗迅身体抽搐了一下，艰难摇头。

　　“你要想清楚！捐了遗体，他连块碑都没得！”一旁沉默良久的老战友赵剑波心中不忍，瞪着通红双眼，顾不得病房安静，冲张慧琴低吼起来。

　　张慧琴啜泣无言，倒是躺在病床上的罗迅明显听到了，他竟再次重重点头两次。

　　赵剑波瞥见这一幕，倏然起身，仰头望着天花板，泪水顺脸滴落。

　　9月16日，罗迅因肺癌医治无效离世，距他50岁的生日，仅差两天。

　　离世后，罗迅遗愿达成，眼角膜无偿捐献，遗体无偿捐献。

　　断食8天仍坚持最后一次出庭

　　“罗检察官去世了？隔上次在法庭见到他这才几天啊？”得知罗迅去世，53岁的卓玉莲（化名）睁大眼睛连连摆手。

　　卓玉莲因前夫数十万元借贷纠纷，被债权人诉至法院，一、二审均判决她承担夫妻共同还款责任。卓玉莲向重庆检察机关提起监督申请，市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助理正是罗迅。

　　罗迅生命中最后一次出庭，即为卓玉莲的案件。

　　8月18日13:50，市检察院车队出车记录显示，罗迅与搭档检察官朱振喜一同前往市高法院。

　　朱振喜回忆，罗迅当时“脸色惨白”，行前他问罗迅：“你行不行？不行我再找人。”罗迅摇头。

　　14:30，法院正式开庭，罗迅对朱振喜说：“我感觉有点恼火，你帮我宣读抗诉书吧。”

　　那天是卓玉莲首次见到罗迅，他给她留下“消瘦、白净、安静”的印象。

　　但真实情况是，罗迅6月癌细胞已向肝部转移。8月10日复查，他已肝衰竭、双侧胸腔和腹腔出血有积液、胆囊水肿，且无法进食并呕吐，仅靠鸡汤或水维持。

　　换言之，罗迅最后一次出庭，是在断食整整8天后。

　　当天，卓玉莲注意到罗迅庭上一个微小动作，“法庭冷气很足，但我看到他居然用手从额头抹到下巴，抹了一圈汗水。”

　　“断食8天、多脏器衰竭，他还能出庭？”事后得知此事，他的主管护师吴海霞难以置信，“一个断食8天、各种脏器衰竭的晚期癌症病人，能坚持两个多小时庭审，从医学角度很难解释。唯一的可能，是罗迅心中那份强烈的责任感和信念在支撑。”

　　果然，庭审刚结束，罗迅就对朱振喜说：“我有点恼火，先走了。”他甚至都没顾得上与卓玉莲说句话。

　　今年春节前的2月7日，罗迅主动电话催她补充相关证据。卓玉莲问能否等明天，罗迅说：“最好是今天，马上就要放假，你要抓紧时间。”

　　“为我的案子，他给我留了他个人手机号。”卓玉莲很后悔长达数月不断电话叨扰着这个生命已倒计时的检察官。

　　“说老实话，这案子我可能比你还着急些。”这是罗迅生前念叨多次的话，直到他突然离世，她才悟出此话深意：“应该是他感觉时间不多了，他是在跟病魔抢时间。”

　　“锦旗我都没来得及送，咋办呢？”卓玉莲的案子尚未宣判，但她坚持“不管啥判决结果，我都要给他送面锦旗，这是我欠他的。他真的是一个好检察官！”

　　“现在回想起来，他就是想拼上最后一口气，把手头全部案子办完。”市检察院六部副主任石娟叹息道。

　　最后一次出庭后第28天，罗迅悄然离世。

　　苦战7年通过司法考试

　　作为一名检察官助理，罗迅的职业之路走得颇坎坷也颇传奇。

　　用司法系统的行话说，罗迅属“半路出家”。他武警服役13年，2003年部队转业至重庆市检察院时已32岁。

　　在部队，罗迅获嘉奖、表彰5次，荣立三等功一次；初入市检察院，罗迅是该院政治部副科级干部。循此人生轨迹，他的前途并不差。

　　但这个惯于沉默的男人，4年后默默做出重要决定：参加全国司法考试。

　　彼时，全国司考每年弃考率20%以上，弃考人数每年以10万计，考试综合淘汰率达90%，远超高考，被誉为“天下第一考”。

　　“他这人爱跟自己较劲。”妻子记得那年是2007年，女儿罗瑜辰刚出生，罗迅一边照料女儿一边备考。

　　年年考试，年年失败，年年缺席战友聚会。有次老战友赵剑波打电话邀罗迅聚会被拒，对罗迅发出灵魂拷问：“都快50岁了呀老伙计！考上了你能多拿一分钱工资吗？”

　　电话那头，罗迅幽幽说了一句话：“每天穿着制服在检察院上下班，我想要配得上这身检察制服。”

　　为此一句话，罗迅最终苦战七年。

　　2014年11月22日晚，极少发朋友圈的罗迅，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图，即“2014年国家司法考试成绩通知单”截图。罗迅终于通过司考。

　　“考了7年，他缺席所有聚会7年。”那天恰逢周六，妻子张慧琴看着这一张图瞬间引爆朋友圈，留言高达103条。那一晚，她在家专门烧了几个拿手菜，郑重其事地向丈夫敬了一杯酒，喝下那杯酒，她自己则先笑后抹泪。

　　2015年3月，罗迅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同年4月被正式任命为重庆市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至此，罗迅终于实现了他“配得上这身检察制服”的夙愿。

　　这一年，罗迅已44岁。

　　治癌半年办完27件案件

　　成为助理检察员第二年，罗迅就走遍全市11个区县看守所、3个监狱进行调研和学习，参加减刑出庭8次。

　　但他没有就此止步。

　　“下基层锻炼？老罗你又不是新人，还需要锻炼啥嘛？”2017年5月，市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处负责人对罗迅要求下基层办案锻炼的要求，倍感诧异。

　　“说到办案子，我就是个新人嘛，就该下基层锻炼啊。”再三坚持下，罗迅前往沙坪坝区检察院锻炼的申请终获批准。

　　锻炼期间罗迅被安排在公诉科，又是一个崭新领域。阅卷、讯问、做笔录、写起诉书，罗迅以真正新人的状态，对每一个流程和细节反复学习琢磨。快速适应公诉岗位的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协助提讯犯罪嫌疑人30余人次，参与办理各类刑事公诉案件20余件。

　　然而命运无常，2020年6月，单位例行体检，罗迅查出肺癌。

　　7月1日晚，罗迅首次手术仅30分钟，医生叫来他妻子张慧琴遗憾告知：“肺癌四期，肿瘤弥漫全肺，并扩散至整个胸腔，后续已无手术必要。”因无相应靶向药，医生建议只能常规化疗。听懂弦外之音，张慧琴几欲晕倒。

　　就在同一天下午，此前被查出癌症的罗迅的父亲罗东华，在同一家医院被推上手术台。

　　可即便这种情况下，罗迅出院17天后就开始办案。

　　7月10日罗迅出院，7月27日，他就与朱振喜一道前往交通银行重庆工商大学支行进行案件调查。

　　2020年，罗迅共完成27件案件，其中不支持监督案件19件，向市高法院提出抗诉案件8件，协助办案组完成3次向最高检报送典型案例和相关数据工作……

　　“上半年有疫情影响，下半年一边化疗一边办案，我都不晓得他怎么办完这么多案子。”市检察院六部主任朱刚痛惜地回忆。

　　扶贫一线的检察干部

　　9月17日，罗迅追悼会前夜10点，一陌生面孔走进罗迅灵堂，对着遗像深鞠三躬，一直守灵到18日凌晨一点多才离开。

　　来人叫李桥，重庆市武隆区土地乡天生村村民，一个与罗迅本不会有任何交集的农民。他俩之间的往事，要追溯到13年前。

　　2008年10月，市检察院对口扶贫武隆土地乡，罗迅作为普通一员参与其中，与李桥偶有接触。

　　“我真正记住这个人，是因为去长途汽车站接他下村。”2009年春的一天，李桥接到罗迅电话，不好意思地问李桥是否方便到长途汽车站接他，因为当时村里只有李桥有一辆旧车。

　　“市检察院干部下乡扶贫还坐长途汽车？”李桥怀着试探真假的心思，在武隆长途汽车站，真接到了穿着制服、提着行李的罗迅。

　　彼时，从重庆主城坐长途汽车到武隆，要四个多小时；从武隆坐班车到土地乡，又要两个半小时；从土地乡再到天生村，即便坐摩托车也要大半个小时。

　　李桥暗忖罗迅可能“体验生活”才坐长途车下乡一次。但一月后，他再次接到罗迅电话，这次问清他就在县城办事，才说“再搭个顺风车”。

　　至此，这个“下乡真扶贫的检察干部”被李桥牢牢记在了心里。

　　2011年，长期在外打工的李桥，被罗迅说服，返回家乡天生村当了一名村民小组长。

　　“我下决心返乡就因迅哥一番话。他说‘有市检察院扶贫，我就不信把你们这里搞不起来！’”10年之后，李桥依旧记得那个夏夜，罗迅说这话时闪闪发亮的眼睛。

　　那时，天生村已诞生40多家农家乐，村里外出青壮年回流高达90%。

　　“早年我们村的青壮年，全部外出打工哇！”李桥少年离家谋生，深感背井离乡之痛。当儿时伙伴纷纷回村且大多留下来时，他感慨良多。

　　“十几年前，迅哥坐长途车来我们村扶贫；现在，我就一定要开车去送他最后一程。”得知罗迅离世，李桥明知开车到达时已是深夜且无法返回，却还是连夜驾车赶到罗迅灵堂。

　　三名孤儿被改变的人生

　　罗迅在土地乡的扶贫，远超职务行为范畴，极富个人色彩。

　　“他哄我说去钓鱼看风景，到了土地乡才晓得是拉我去投资扶贫。”身为一家公司老总的王帆，回忆往事会忍不住笑。

　　2012年6月，王帆与罗迅偶然走进一户农家，得知78岁的奶奶曾永书和上小学的孙子吴松艰难度日。

　　王帆掏钱想表心意，但老人坚决不收。罗迅转到屋后猪圈指着一头猪说要买猪肉，老人为难，说猪瘦得只剩架子没啥肉。

　　“那先放您家养，这是定金，不能卖别人哦！”罗迅边说边掏出1000元，王帆会意也忙掏1200元，一并硬塞给老人家。

　　出门后，罗迅两人找到土地乡中心小学校长李树成，要资助吴松在学校每学期须缴的600元生活费。

　　“为谁掏这钱我俩争半天，拗不过他，最后一人一半分担。”王帆也没料到，那次的资助竟一直持续到了孩子们成年、工作。

　　几乎是吴松境遇的翻版，同校李平、李秋容兄妹俩父母双亡，他俩也通过校长李树成，为两兄妹缴纳每学期共1200元的生活费。

　　从2012年到三个孩子先后小学毕业、初中毕业、考入涪陵医药卫生学校等，他俩的资助从未间断。甚至他们三人至今在重庆主城的住处，都由他俩提供。如今连最小的李秋容也21岁，均已工作。

　　令人诧异是，早已成年的三人回忆罗迅时，竟羞赧低头：“我们都知道罗叔叔，但都不怎么记得他长相。”

　　“这事我作证！真不怪孩子们不懂感恩！罗迅不管是资助钱，还是资助米面油，他几乎从不露面！”天生村党支部书记徐敏多年替罗迅转交资助款物，每次只能语重心长告诉孩子们：“罗叔叔自己不递钱给你们是怕伤你们自尊心。”

　　“这么多年我都没机会感谢罗叔。原先还托人给他送板栗、核桃，现在面都见不到了。”24岁的哥哥李平回忆往事，双眼通红。

　　“我还能记得罗叔叔两次对我们说过的话，让我们学法、守法、不要走歪路。”21岁的妹妹李秋容说：“我们一个都没走歪路！”

　　“我没辍学，最大原因就是罗叔。”24岁的吴松眼含热泪回忆，当年罗迅二人买猪两年多后，奶奶心急火燎给罗迅打电话：“我把猪都喂到400多斤了，你们再不来拉，猪就要老死了噢！”

　　最后一笔党费

　　当年的土地乡中心小学校长李树成，至今最念念不忘的事，还不是罗迅资助孩子，而是他多年坚持为土地乡的学生复印教辅资料。

　　原来，资助三个孩子后罗迅发现，当地孩子们除课本外，几无教辅资料，学习缺乏拓展空间。他就在重庆主城搜罗最优质的各科教辅资料，然后各复印数百份。

　　“第一年复印资料，他忙活一个通宵，还弄坏一台复印机。”看着罗迅通宵忙活，王帆主动开着越野车去拉复印好的资料，塞满整整一车。

　　此后，他俩年年给土地乡中心小学拉去整车复印的教辅资料。直到2018年更多朋友知晓此事后，决定一起凑钱给土地乡的孩子们购买原版教辅资料。

　　“那年买原版教辅资料花了5686元，我们都不敢跟罗迅说金额。啧啧啧，他那人太抠了。”王帆撇嘴。

　　至于这些年做这些事究竟花了多少钱，王帆倒是哈哈一笑：“干这事我和罗迅一样，从不记账！”

　　其实，罗迅“抠门”已是大家公认。

　　“我认识罗迅这么多年，他居然没请我吃过一顿饭！你说他抠不抠嘛？”王帆努力装出愤愤然的模样，说罢却摘掉眼镜拭去眼角泪水。

　　罗迅最贵的一件衣服是妻子张慧琴在网上买的一件打折冲锋衣，价格仅有338元。

　　罗迅上班穿检察制服，下班就穿运动服，四季如此。他家门口摆着的一双凉鞋，已全部掉皮，他依旧在穿。

　　如此“抠门”的罗迅，多年来保持着一个鲜为人知的习惯：春节会购买大量御寒衣物和食物，在除夕前送给在车站、码头露宿的流浪者。有一次，他甚至带上了年幼的女儿一道去分发物资。

　　9月18日下午，罗迅去世2天后，妻子张慧琴想起之前丈夫的叮嘱，通过网络缴费系统，默默替罗迅缴纳了43.8元党费。

　　“他最后交代我办的就是这件事，也是我能替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张慧琴说。

　　这一天，距罗迅入党26年零8个月。(本报记者 陈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