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法律逻辑的反思

2017-03-27 16:46 来源:光明网-法治频道 
2017-03-27 16:46:02来源:光明网-法治频道作者:责任编辑:陈畅

法律逻辑的反思——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为视角

作者:福建省闽南师范大学林蓉、闽侯县人民检察院林博雯)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讲述了一些“少年”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台湾与命运抗争最后失败,不得不向命运屈服的故事。电影用严密的逻辑结构向我们展现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意境。在我看来,电影并没有用说教形式直接告诉我们一些人生难题的答案,而更多地引发了我们的思考,让我们通过电影反思自己的人生困境和困惑,或者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去反思电影所呈现的哲理。当然作为一名法科生,亦可以电影的论述方法反思法律逻辑学之道,也可以法律逻辑为先见反思电影的说理结构,故本文将从上述两个部分入手进行论述,以期通过反思,使得实际运用和理论知识互为文本,互为先见,从而可以发现并得出更多的结论;亦可以通过反思,使自己不再仅仅坐而论道,而是赋予知识以旺盛的生命力。

一、以法律逻辑为先见反思电影的说理结构

法律逻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法律推理与论证方法。在司法实践中,应由法律逻辑推理得出法律规范的解释,构成大前提;再由法律证据论证得出案件事实,构成小前提。同时应将法律规范的解释和案件事实进行类比,尽量使二者能相符,从而将大前提和小前提相结合得出法律结论。经由反思,我们不难发现司法运用中的法律逻辑其实和图尔敏说理模式的原理是一脉相承的,故当我们以法律逻辑为先见反思电影的说理论证过程时,便可以从中窥视出说理的逻辑方法。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下简称《牯岭街》)这部电影使得不同阅历的观众拥有不同看法与感悟。正如导演虽然没有做出鲜明的评价,对于人生哲理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反思电影故事的展开方式,其依然围绕着特定事实展开论述,富有逻辑地讲述了一个时代的故事。电影在开头写到:“父母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这些少年,在这种不安气氛里,往往以组成帮派,来壮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识。”因此站在法律逻辑的角度上反思这部电影的论述过程,可将其论述方法概括如下:首先是时代背景(保证),许多人随着国民政府迁居台湾后,对未来充满迷茫和不安,并提供了“保证的保证”。其次是由背景所产生的隐含的原因(理由),即正是因为这种不安的气氛才深深地影响了这个时代的少年的心灵;同时论证了“理由的理由”;最后阐述造成的结果(主张)——少年大多采用拉帮结派的方式来与命运抗争试图改变这种压抑的气氛,让自己不安的心灵得以平静。因此,导演对于故事的讲述从整体上构成一个大的三段论,但不同于普通的形式逻辑而是进一步使用了图尔敏模式,使得故事的论述更合理,理由更充分,逻辑更严密。论证过程如下:

㈠保证: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台湾民众对未来充满迷茫和不安。

在论证“这个时代背景下的台湾居民充满不安和迷茫”这个大的“保证”时,导演通过镜头,并且运用了三段论的说理方式将整个故事的“保证”体现在电影的多个细节中。首先是时代背景,即国民政府在大陆战败后带着官员及其家眷退守台湾。然而百姓在迁居台湾后却并没有得到台湾当局的良好安置,而是以族群的身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普通民众生活窘迫,经济状况令人堪忧,社会上知识和权力的矛盾也很深刻。同时,台湾当局依然喊出要“反攻大陆”的口号,并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政策。电影的多方面细节表现了这个背景,如,随处可见的战车,与居民区紧挨的训练营,小四儿一家经常赊账,家居破旧等等均反映了这个时代鲜明的特征。因此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的普通民众不仅生活得不到保障,并随时都可能面临着战乱和流离失所。这种生活状态自然无法给民众以安定的感觉,他们对未来也自然也会充满恐惧和担忧。

故导演在论证“保证”时的说理结构为:

1、大前提——大部分的普通百姓都希望能有安定的生活状态,并且他们惧怕战乱和流离失所的后果。

2、小前提,这个时代下,一方面他们的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台湾当局又极力宣传战争,并将备战的氛围渗透到民众生活中。

3、结论,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的台湾民众对未来充满迷茫和不安。

综上,这个三段论的论证过程即为“保证的保证”,这论证过程体现在电影的细节中。

㈡理由:社会上这种不安的气氛深深地影响了这个时代的少年的心灵。

在论述整个故事的“理由”——“因为这个时代的特殊性,少年们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影响”时,导演给出了“理由的理由”。首先,电影中的少年大多都是初中生,处于这个年纪的少年往往对世界充满好奇又都比较敏感。其次,在这些少年世界观,人生观慢慢开始形成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却是,家中破旧的光景,因生活窘迫而整日愁眉不展的父母,学校严格到几乎不近人情的管理体制,街上备战的紧张气氛等等。最后,这些少年在应该得到温暖关怀的年纪感受到了冷漠,最终改变了原本应该阳光的少年。他们的幼小的心灵依然脆弱,一方面因为社会的特殊情况而感到不安,渴望被呵护;一方面又通过打架等极端的方式以示自己的力量来企图掩盖自己内心的不安来保护自己并希望可以改变所处的世界。这些变化在少年们的行动上具体表现为,讲脏话,违反纪律,放荡不羁的生活作风,讲所谓的“江湖道义,兄弟情义”等等。

故导演在论证“理由的理由”时的说理结构为:

1、大前提,少年们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时期,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

2、小前提,这些少年所处的环境为生活贫困,学校管理制度严格,备战的气氛紧张等等较为消极的状况。

3、结论,这些消极的状况严重影响了少年的成长,使得懵懂的他们也采用消极的方式与命运抗争,企图改变这个世界。

㈢主张(结果):少年大多采用拉帮结派的方式来与命运抗争试图改变这种压抑的气氛。

导演在讲述这个时代的故事时用的论证结构的逻辑为:保证,普通民众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对前途感到绝望和不安;保证的保证,普通民众渴望安定的生活,而现实却不然;理由,父母这一代人的不安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少年;理由的理由,少年在世界观形成时期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结论,这些少年希望通过某些行动来改变这个环境,而他们选择了拉帮结派这个极端的方式。

因此在情节看似分散的电影中,实际上蕴含了严密的逻辑说理结构,即图尔敏说理模式。

二、以电影故事为先见反思法律逻辑学之道

在《牯岭街》故事论述的逻辑中我们可以发现图尔敏说理模式的特点是说服中立的第三方听众。而这些中立的第三方听众往往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为应对第三者的诘问和质疑,在说理的时候需要做好准备。如在普通的说理模式下,一般有主张,保证和理由,其中保证和理由都有可能被质疑。所以在图尔敏模式中增加了保证的保证和理由的理由,即论据和支持,从而使整个论证过程更加充分,更有说服力。因此,本文第二部分内容将以《牯岭街》的论证方式为出发点(先见)来反思法律逻辑中关于找法和用法的逻辑方法。

法律的论辩之道主要是要说服中立的法官或陪审团,而不是论辩的双方,这和图尔敏模式说服中立的地三方听众的原理不谋而合。因此在法律论辩过程中,要应对各种的质疑和诘问就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使自己的论证更充分,更有说服力,而不仅仅是自说自话般的追求形式上的逻辑。所以这就体现了法律逻辑关于找法(know how)和用法的方法论原则——以法律规范为前提推理得出法律规范的解释,再由证据论证得出案件事实,综上两种情况最终得出法律结论。同时又要将法律规范解释和案件事实进行类比,使二者能够相符,有可接受性,并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法律结论的可接受性。因此在“找法”(法律发现)的时候应该兼顾证据及由其证明的案件事实,同时通过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时候应该尽量向法律规范及其解释靠近,或者应当根据所发现的法律规范及其解释来收集证据并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只有完成以上的找法和用法过程(即将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紧密结合),才能使法律论辩有更强大的逻辑结构。故从说理方法的角度反思法律论辩之道的价值及其必要性如下:

㈠大前提:发现法律规范并加以解释。

法律规范体系十分庞杂,个案裁判所需规范却是有限的,因此,在面对具体案件时,我们需要发现和案件相对应的法律规范加以适用。同时,案件事实是具体的,而法律规范则相对抽象,要解决这类矛盾就需要通过对法律规范加以解释的方法,使法律规范可以在实际案件中被更好的适用。因此,只有找到和具体个案相符的法律规范,并进行适当的解释才能增进法庭上论证强度,提高对法官或陪审团的说服力。发现法律需要法官在法感的引导下,通过对事实和法律进行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在法律体系和个案事实之间反复推理,直到事实和规范之间形成妥当的对应关系。而找到法律之后也要以个案事实为对照将发现的法律进行解释,使其和个案能更加吻合,以此来增强论证的逻辑,提高主张(法律结论)的可接受性。

㈡小前提:利用法律证据推理案件事实

“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尽相同,前者指法院在审判程序中认定的事实,后者指客观发生的事实。即法律事实未必就是客观事实,二者不具有必然联系。因此,法律人需要通过已经收集的证据通过推理还原案件事实,这个事实有可能和客观事实相符,也有可能完全背离客观事实。法律人想要的理想状态自然是所还原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完全相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法律人所追求的公平正义。但是,世界是复杂的,而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因而法律人所还原的案件事实往往未必符合客观事实。所以,法律人所能做的,就是利用证据还原案件事实并使其能和所发现的法律及其解释相对应。另一个方面,法律人亦需要根据所追求的法律结论来收集证据,因为这样可以提高和法律规范的相关性,使二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而使整个论证具有更强的逻辑性。如,辩护人要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那么他就应该据此收集有可能还原出被告人无罪事实的证据。

㈢结论:综合大前提和小前提得出法律结论

当法律论证大前提和小前提进行类比和反复推理论证后,大前提和小前提方能结合得出 适合个案的法律结论。法律需要进行论证才能适用于具体个案,而正是以上这种法律逻辑构建了法律论证框架,有了法律论证框架才能更好论证法律,适用法律以实现公平正义。

综上所述,本文以分析《牯岭街》的逻辑结构为切入点,窥探出法律在实际适用中的逻辑。在电影的逻辑结构中,导演运用了图尔敏论证模式使得电影的讲述整体更加严谨,而在欣赏电影的过程中也能有所启发,反思法律的适用逻辑:不能仅仅满足于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三段论,而应该适时地运用更为严谨的图尔敏模式,并将其运用于找法、用法、找证据,用证据以及得出结论的全过程,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与正义。

[责任编辑:陈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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